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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奥巴马的竞选捐款的人有350万人，仅上一个月就集资了1。5亿美元。如果能把这些捐款的人变成当地为奥巴马竞选的志愿者，在美国的20万个选区中，挨家挨户地敲门、与选民沟通，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穿的一样、说的一样、做的一样、甚至想的一样，那么就会成功地影响那些现在还摇摆不定的选民。”他说。
杜卡克斯还回忆，“我年轻时竞选布鲁克林小区委员会的时候，我敲遍了我们区所有几千家人的门。这些最基本的与选民建立联系的工作一定要做。互联网是组织、交流、集资的很好的现代化工具，但它不能代替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效果。”
麦凯恩的过时世界观
杜卡克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麦凯恩代表一种过时的世界观，他把世界看成是对立的，分成“我们”和“他们”，火药味十足。相比之下，奥巴马在国际关系中显示出更加合作的态度。
而在国内问题上，他说，奥巴马主张国家政府要起更重要的作用，麦凯恩则主张私有经济主导一切，这在今天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显然不合时宜。
“如果说历史教导了我们一些事，那就是金融行业必须要严加管制。马萨诸塞州有大约140个州立银行，正因为该州对银行资金储备的要求严格，他们才能在危机中禁得起考验。”他说。
杜卡克斯还说，在医疗政策中，市场从来不能起主导作用，今后也不会起主导作用。因为只要保险公司知道你有长期病，它就不会接受你的保险申请。
“市场经济无所不能的思想主导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不是说市场经济完全不好。是市场经济的竞争使得现在在百思买（Best Buy）或Circuit City等零售店的家用电器物美价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我们需要对公共产品，公共事业不断的投资。”他说。
副总统的基本条件
提问时，有人问他对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Palin）的看法，杜卡克斯说，“佩林没能帮助麦凯恩，反而拉了他的后腿，因为人们选副总统最基本的条件不是他（她）的年龄和性别，而是他（她）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总统。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与此相反，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戈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显得非常合适。”
有人说候选人在竞选中没有提到政府作用的问题。杜卡克斯说，“政府的作用不是笼统的、理论上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反映出来的。总统候选人不会单独讨论政府的作用，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在金融政策、医疗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看出他们态度的不同。”
说到税收政策，杜卡克斯认为，在今天的环境下，不应该对任何人有任何减税政策。政府早就债台高筑了。
有人问，如果奥巴马竞选成功，他应该如何选择高层政府官员。杜卡克斯说，“没有什么考验能象总统选举一样考验你各方面的能力。我认为简单的从私有企业里‘挖高管’还不行，因为服务于公共事业还需要和在私营企业里工作不同的技能，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政治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他们需要能够与媒体，国会和各种政治力量打交道。他们要非常成熟，有广阔的胸怀，善于表达，同时要潜心倾听。”
他还说，奥巴马需要广泛的、不同方面的人才，有不同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地域的，这不是为了做秀，而是真正的广招人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热爱公共事业，乐于解决公共问题。如果奥巴马真能够组建起一个很好的团队，明年下半年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形势还是美国的国际关系都会大有起色。■
三十四 日本“失去的十年”之现实意义
日本驻美大使阐述日本官方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10月27日下午，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Ichiro Fujisaki）在哈佛大学利用美日关系项目的平台对当今形势发表了大约半小时的演讲。藤崎从1969年进入日本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多次在日本自由贸易谈判和G8会议中担任要职。抵达华盛顿前，他是日本驻日内瓦国际组织的全权大使。
在讲述了自己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学习英文时的一个小笑话后，这位日本大使转入正题。他的英文地道，语速缓慢，出言谨慎，似乎唯恐会说出任何带有争议的话。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了解日本官方对目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以及日本职业外交官在公共场合是如何与美国听众沟通和“促销”日本的。
藤崎首先与听众分享了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的经验和教训。他说，一旦金融危机发生，首要的工作是鉴别那些坏账，将其公之于众，然后集资，包括国家的和私人的钱。日本为银行坏账集资公款5000亿美元，其中1000亿用于购买坏账，1200亿用于给银行注资。注资银行的钱基本没有什么损失，但是用于提供存款保险的1000亿美元却损失了很多。这中间的教训是：政府的反应和动作一定要快，切勿遗失最佳时机。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更早地提供存款保险，事态不会变得那么严重，损失也不会那么多。除了采取措施的速度以外，政府还要注意采取措施的过程要透明，要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藤崎认为，起于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杠杆作用过大和房产贷款证券化过于复杂，金融全球化又使这次危机波及世界各个国家。相比之下，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的危机仅限于日本国内。“目前最重要的是重振市场信心，恢复市场信用。我们并不缺少资金，但是缺少信任，是心理因素在作怪”。藤崎引用日本前首相Koizumi的话说，“80年代的日本是信心过足，21世纪初的日本是信心丧失过多”。他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信心过多和过少都是加剧市场不稳定的因素。
接下来，藤崎提出三个观点。第一，要保持乐观，至少在宏观的层面。“建立信心是我们的目标，但同时信心也是一个工具。不要相信那些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分析家。”第二，“我们要运用已有的国际框架，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我们的态度是要加入、参与，然后适当改变它们。G7、G8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中国不在其中。而且，他们每年开会的结果都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们更支持G20作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平台。”第三，国家间要协调各自采取的行动。
这时，他发给台下听众两页纸，都是关于日本国际地位的数据和图表，意在显示“事实胜于雄辩”。他首先声明，所有的数据都不是日本政府的，而是国际组织的数据。其中，第一组数据显示，日本能源和粮食的自给率、人均GDP及其国际比较。第二组数据显示，日本对联合国的巨大贡献，仅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官方（支持贫困国家）发展资金（Official Development Aid）是世界第二；对伊拉克建设的经济贡献也是世界第二；对阿富汗建设的经济贡献是世界第三。第三组数据显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和直接投资（FDI）及其国际比较，说明日本不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对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是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的三倍，而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中国对美国的233倍。第四组数据显示，日本在研发方面的GDP和专利申请数量（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均为世界第二位，仅仅次于美国。第五组数据则显示了日本能源使用的高效。日本是生产单位GDP需要能源最低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2006年，日本排放量仅占世界的4。3％，美国占20。3％，中国占20。2％，俄罗斯占5。7％，印度占4。5％。
谈到美日关系，藤崎表示乐观：“我相信，无论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美日关系都不会出轨。”他随即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要政治化美日双方的任何摩擦。“我们要小心谨慎地解决各种问题，不要为了谁是世界第一在媒体上吵个不停。”第二，“我们要在多方面的事务中密切咨询对方，商讨协调，确保没有任何‘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我们要珍惜对方做的贡献。这就像是一对夫妻：我太太说我做的不够，我说我已经做的很多了。这样不行。我们要感谢对方所做的一切努力。”
哈佛大学中美日关系资深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作为此次讲座的评论员在藤崎演讲结束后评价说，“我一直认为日本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美国人）学习。例如，日本使用能源的高效，但还没有想到要从日本的经济危机学东西。”他接着回顾了二战以后美国驻日本的历届大使，指出他们基本都是美国政界要员。直到八年前，小布什任命了自己的私人朋友为美国驻日本大使。显然，如果美日外交关系上有任何问题，大使都可以直接反映到总统那里。在日本方面，日本驻美国大使都无一例外都是外交官出身。此外，傅高义还对藤崎的所谓三点建议做出回应——“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美国驻日本大使要想做到你的三点建议实在太难了，因为他们必须要面对国会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就被政治化了。”
藤崎听后则表现出几分幽默。“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美日关系项目的主持人，傅教授会不会提出很难的问题。她说，傅教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不会提任何为难你的问题。现在我看，她是错了。”■
三十五 比较奥巴马与麦凯恩的经济政策
曼昆和卡特勒比较了两者各个方面的政策，包括税收、医疗、气候、预算和国际贸易等方面
10月29日下午，哈佛大学经济系安排了一次对话，两位嘉宾是系里的两位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和大卫？卡特勒（David M。 Cut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