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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92）
25． 《星洲日报》，郑顺智： 《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毩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朥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 关毩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62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243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毩，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10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2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 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64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1942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氏52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 “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20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3）
他说： “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吴亚邦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63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257号。
他说： “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物荡然无存，令我们无家可归，伤心不已。”
他说，“我们的财产是蝗军所毁，我要参加蒙协，以向日本政府索偿。”
（参见本节案例111、112、113）
26． 1992年12月22日《光华日报》，林源海： 《瓜拉古楼华妇林亚娥叙述半世纪前惨痛经历》
本报吉辇记者专访——日军南侵马来西亚半岛，在三年又八个月的铁蹄占领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可爱的家园毁灭在战火中。
对于居住在瓜拉古楼港脚的一名已是祖母级的华妇林亚娥女士，那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及亲人的惨酷一幕，却像一个恐怖的梦魇，深深的烙印在其脑海中，虽然那已是50多年前的湮远旧事了。
林亚娥女士，现年59岁，居住在吡叻瓜拉古楼惹兰班台门牌363号，其夫婿叶阔咀，在瓜拉古楼河港口为人看顾养鱼场。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亚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12个内孙及6名外孙，可说是儿孙绕膝，享受人生天伦之乐。
日军南侵时仅八岁
在日军南侵的时刻，那已经是1941年的往事，当时林亚娥女士才8岁大，可说是刚懂人事，她是与其父母居住在梹城海墘边的姓林桥祖屋。
林亚娥女士向记者说：“虽然已约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弹碎片击伤的疤痕还是不会消失”。
日机弹片炸死母亲
据林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 虽然那已经是50多年前的旧事，但是当时的情景，对她来说却是印象深刻，历历在目，使她毕生难忘。因为在那一天的早晨，她的母亲被日本飞机所投下的炸弹碎片炸死了。她的祖屋也被炸弹炸毁着火。她的一位老太祖母也葬身在燃烧的祖屋中，而且她本身的左手也被炸弹碎片击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
她说： 她还记得事发当天的清晨，当时她的外祖母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她将本身所穿的黑衣孝服洗好后，拿到屋外去晒时，突然有一枚由日本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在其跟前落下，插在烂泥中，使得泥浆四溅，溅污了她的衣服及身体。
炸弹掉落幸未爆炸
她回忆说： 当时她年幼无知，不知该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炸弹，还若无其事，幸好该炸弹掉在烂泥中并未爆炸，不然她当时必定粉身碎骨无疑。现在回想起来，她心犹有余悸。
林女士说： 当她带着满身的污泥走入祖屋后，其母亲见到她满身都是泥浆，查问清楚缘由后，又见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投下炸弹，立刻拉她及其弟妹伏在祖家厅中。
她接着说： 当时她还年幼，不知危险及恐惧。但是当她稍后与其弟妹从地上爬起来时，却发现其母亲腹部相信是被炸弹的碎片击中流血，已经气绝身亡，而其左手肘部也受伤流血。
其母亲的名字是叫王金锭，死时才30岁。
她接着说： 在出事后，她及其弟妹即从外回来，由父亲带往梹城阿逸淡其伯母的家，因为当时姓林桥一带已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情况相当的危险。
当时，在其祖屋有一名老太祖母与她同住，当父亲要将她及弟妹们带走时，该年迈的老太祖母表示其本身将不走，坚持欲守着该祖屋。
林女士接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说道： 当她及两名弟妹被带离祖家走了不远，即见到其祖屋被炸弹击中，着火焚烧，听说其老太祖母也跟着其祖屋而殉难。
在父亲的带领下，她及其弟妹挤上一辆满是人的罗厘，当罗厘行走时，一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尸体，情况相当的混乱，就好像是世界末日那样……
（参见本节案例117）
27． 1993年7月22日《南洋商报》文章： 《孙建成下月中飞日数蝗军暴行慰安妇速呈资料索偿》
（吉隆坡21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受害者家属的领导人孙建成将于下个月13日飞往日本东京出席战后补偿国际研讨会，并吁请全国各地老铁人，慰安妇及受害者家属尽快联络他，以便将他们当年蒙难的史料呈交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进而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血债的赔偿。
孙建成说，这是第三次启程赴日“请命”，第一次是去年八月陪同李玉璇去日本，那时他并没有受邀讲话，然而第二次应日本反战派和平团的邀请前往日本说话和投诉，让日本人了解日治时期而造成许多无辜者罹难，并向日本当局索偿。
他说，那些受害者家属若要加入他发起的马来亚半岛日治时期蒙难家属筹委会，必须寄来四张影印的身份证、四张个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难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联络电话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难的家属采取观望态度，要等到赔偿着落时才提出申请，若是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组织，日后他们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他今日也安排两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家属讲述当年日本蝗军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岁）追述，1943年日本蝗军侵占大马，当时她与双亲同住新街场芭蕉园并开设一间咖啡店，她记得大批日军以窝藏共产分子为藉口，逮捕极力否认与共产有关系的居民入狱虐待。
用水灌肚
周玉蓉追述当年小时目睹日本蝗军践踏人命
她说父亲周世文在牢房里被惨无人道的日军用水灌肚，把肚皮涨大后，再置板肚上踩挤水分从口呕吐出来，这种酷刑重复多次，终于体力不支，昏死了过去。日军还以为其父一命呜呼，弃尸外头，随后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