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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叹气地说，本来我有快乐温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回忆起来，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辉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胶为业，儿童时代他是在庇朥华民小学求学，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学，并参加在芙蓉举行之小学毕业会考，其兄李福却是在瓜拉庇朥陈景林修车厂学修车，日治时，他们都住在港尾。
李辉现在成为新加坡公民，谈起往事无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来到巴力丁宜，村长杨君奉日军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场，有说是要发粮食，也有说发安居证。
事实上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一切任由摆布，难以避免此场血腥、人神共愤的屠杀。
李辉说： “当时我与父母兄长都在一起，只见日本兵将所有村民分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们却被带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来我们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将我们分为两组，就因此将我们父母兄弟分开。我被配与死里逃生的孙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婶（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带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带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则被配到邻近另一住家，兄长李福却不知去向。
这时屠杀在四周不同的地方发生，这里哀哭、那里痛苦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无限悲戚，接着我那邻近的屋内也同样传出阵阵惨叫声，显然那屋内约20人已无生还机会，包括我的父母亲。
我们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孙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婶都躲在房中床底下……”
李辉说： “我也下意识地企图设法避难，原来蝗军将邻屋者杀光后，又来到我们这厢押数人过去，同样惨叫不已！
趁着日军出去后，我们发现门后有一辆手推车，几个麻袋，即刻潜入该小车后，顶上用麻袋盖着，不敢动弹……只有让时间决定我的命运。”
他说，“这厢的人全被押去杀了，屋内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没有他人，不久又听见日军进屋来，也许命不该绝，日军只拉掉床上的草席和被单便出去了……原来他们拿了草席被单去盖死尸，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村内的人都被杀了，父母和兄长也难逃厄运。”
日军杀人，纵火烧屋
“大概到下午时分，日本蝗军杀了人，并纵火烧屋，一切恢复平静，我与孙建成出来，四面笼罩恐怖的气氛，不知应该怎样，也看见许多尸体，七横八竖暴毙荒野，想着为逃命，设法走为上着，直等到7时许夜幕低垂，孙建成与祖母向胶园摸索而去，我与蔡新嫂则向山后跑，很幸运，没有再见到日本兵。”
“我们在黑暗中靠着平日记忆和习惯，沿着一条小溪，跋涉数里外，来到俗称‘日本园’附近蔡新婶的家，惊惧交集地度过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邻居名叫钱登的赶到蔡新婶的家，告诉说，李辉兄长身中三刀未死亡消息。在钱氏帮助下，去将哥哥李福带回来，可是很不幸，不久之后，李福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使他又由喜转悲。
如今只有孤伶伶一人，尝尽家破人亡的痛苦，这是日本蝗军滔天大罪，但在铁蹄之下，徒呼奈何！
就在蔡新婶家住下来，终日过着提心吊胆、吃不知味、睡不成眠之生活，不知日本人会不会再来。那时，谁也不敢再到这令人悲绝的大屠场。
不过据说： 当时逃出生天的寥寥无几，许多重伤者在痛苦呻吟，只有在尸体堆中挣扎，那一堆堆的尸体就没有人去埋，也没有人敢埋，只有让他们暴毙荒野，任由野兽拖噬，那种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李辉续称： “钱登是个好心人，也很照顾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41天，我忍无可忍，坚持必须再到大屠场去凭吊，也希望找到父母的骨骸，将他们设法入土为安。”
死尸腐化，臭味冲天
在钱登帮助下，李辉与钱登到当日他父母被杀害之屋内，在堆堆尸骸中，40多天了，尸体都腐化了，阵阵臭气熏天，就在尸堆中，他认出了父母亲骨骸，悲痛欲绝、哭不成声。
他之所以能认出父母，全靠当日他们的衣着，只有衣服裹住令人心寒恐怖之骨骼，还有一些腐烂肌肉粘在骨间，在钱登帮助下，将父母的骨骸收入瓷缸内，将它安葬在庇朥中华义山之原，以了却一件心事。
不要在这个伤心地住下去，和平后，他终于离开了港尾，稍后到新加坡去工作，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目前他已是新加坡公民，也子孙满堂。
他表示，转眼已46年，什么都化了。但当年蝗军惨无人道之行为，却永远烙在心中，这次有机会赶来与一些同命人重逢在一起，又悲又喜。
往事已矣，日本反战学者能大义为怀，愿他们实地考察清楚，将事实向日本下一代作出交代，希望日本黩武主义者应该懺悔，无人道之勾当永远受世人所谴责。
李辉也希望蒙难家属不论谁受邀到日本去佐证当年的惨事，必须负起此项神圣任务，能将有关之一切，确实向日本社会公布，使许许多多冤屈得以伸张。
（参见本节案例12）
曾耀华对日本兵恨到咬牙切齿，当年发生在她家中的三尸四命惨剧，她永远不会忘记。
11． 1988年4月16日《新生活报》，严常： 《店东出钱孤女葬亲——十六死人装垃圾坑》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7）
一对姐弟被父母安排到镇上去避难，虽然是逃过了死劫，但姐弟俩的父母却被日本兵所杀，尸首丢进垃圾坑。
在垃圾坑里，一共有16具腐烂的尸体……
今年58岁的曾耀华对笔者说，假如她知道日本投降和平后，日本兵是要缴械的话，她会拿锄头去锄他们两下。
也许有人读了，会认为她很凶，不可理喻；可是笔者听了，却觉得她太过慈悲，出于妇人之仁，有所保留。
一家三尸四命无辜死在日本枪尾刺刀下。回忆惨痛往事，气正在心头上，为什么不说拿机关枪去扫，以消消心头之恨。
45年前，曾耀华只有13岁。她和父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住在森属柔河（Johol）马禄园的一排公司屋里。
马禄园是一家英国人园址，里面另外住有曾耀华做包工头的叔公两公婆： 曾德孝和妻子谢氏，以及其他11个工人： 周明琛、李关成、王汉超、黄意昌、萧文、林飞、林润、吴充、吴业、谢才和亚宏。
母亲有身孕
1942年二三月间，柔河街上开始出现日本兵，一队约20人。
名字叫吴大的孤苦老人，当年也曾目睹日本兵杀人的情况。
在日治时期，柔河街上是一片宁静无事，曾耀华和弟弟就在街上的一间咖啡店避过灾难
曾耀华的父亲曾繁英也是胶工，母亲童氏则在家里照顾孩子。由于听到局势很乱，夫妻俩便商量着叫大女儿曾耀华，白天带着一个5岁的弟弟，到柔河街上去暂时避一避。
只留下一个2岁的弟弟曾祥发，由父母亲带在身边。曾耀华的母亲，当时已怀孕在身，下个月就要临盆。
柔河街上的南和咖啡店，曾繁英有股份，由一位同乡人曾祥章打理。曾耀华叫他做哥哥，姐弟俩白天就住在店里头。
每天清晨6点出来，到了下午5点才进去。
头尾一共出了三天。当第三天下午4点多，曾耀华带着弟弟又要回到马禄园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在路口遇到一个单身汉工人，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
大家是认识的，他劝曾耀华千万不可以进去，并告诉她里面日本兵杀了人。
13岁的曾耀华，自知自己和5岁的弟弟是逃过了死劫。但她也知道，父亲、大腹便便的母亲，以及2岁的弟弟，却是从此永别了。
13岁和5岁，都是天真烂漫不知天高地厚的儿童，一下子失去了膝前承欢的宠爱与幸福，即将面对的却是另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虽说往后三年里，一直和哥哥曾祥章住在一起，吃用不必愁，但是内心的失落与孤寂，才是永远无法补偿的痛苦。
杀人像杀鸡
曾耀华回忆说： 无父无母，寄人篱下不知有多辛酸。
日本兵在马禄园杀了人一个礼拜后，警方才准许曾耀华和曾祥章进去看。
日本兵在柔河区内，先后杀死超过一百多人，图是卢有明等前往观看其中的一堆蒙难者之墓。
只见16具尸体，横七竖八地丢进垃圾坑里。尸体已呈现高度腐烂，再也无法辨认谁是谁。过后，曾祥章只好出钱叫人挖大洞，就地草草埋葬。
由于当时没有立碑，再加胶园也不知翻种了多少次，现在是没法找到埋葬地的了。
曾耀华对此深感自责，只恨当年年纪小，不懂做记号。不然每年清明节前往拜祭，也可以略尽一片孝心。
日本兵胡乱杀害曾耀华一家三尸四命，她心中的积恨不是那么容易平复的。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只鸡一样，一家人平白无辜被杀死，天理何在？她认为日本政府该赔偿孤儿的损失才对。
日治时期，曾耀华吃尽苦头，小小年纪就在落芭拿锄头种芭过日子。
和平后，她16岁，即嫁到瓜拉庇朥来，一直住到现在。弟弟8岁回中国，如今已50岁，命也很苦，娶妻并无生养子女。
曾耀华老觉得，若有父母亲在，当不会弄成这个地步。是谁害了他们？
（参见本节案例26）
12． 《丹绒怡保公坟》
在郑春桂引导下，笔者与“调查有关史料”的孙建成、李玉璇、张达明及卢有明等亲自登上丹绒怡保亲查有关公坟。
孙建成、张达明、郑春桂、
李玉璇合摄于坟前
日军大屠杀公坟石碑冤魂名表
该公坟是于1961年建立，证明是森美兰州庇朥神安池华侨同人所立。
从石碑上所刻制之名字看来，此公坟内只有20多个名字，可能尚有其他不知名之所谓无名氏未包括在内。
这些冤魂包括郑春桂家人： 郑锦云、陈肴娘、郑春金、姚金桃、郑鍊娘，以及： 郑应、陈金添、黄顺、黄妹、杨氏、陈照、陈治、婴孩等。
另一部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