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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名内外有别（1）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举办“奥运会”必须向国际奥委会申报，并得到认可才行。显然，这对于正处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地来说，按正常程序申办 “奥运会”如同天方夜谭。但不采用“奥运会”的名称，运动会似乎又名不正，而言不顺。带着这个问题，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当晚，王科长、田科长和李干事立即到俘管处首长办公室，向王央公主任、席一副主任、郭铁副主任、徐元甫副主任作了汇报。几位首长经过短时间的交换意见后，王主任首先与身在朝鲜开城的志政杜平主任通了电话，然后王主任对大家说：“运动会的名称问题的确是个原则问题。在今年六月召开的志愿军第二次敌工会议上，总政肖华副主任根据周总理指示强调过，俘管工作也要严格按照‘国际规章和外交要求’办事。美国最高决策层无视国际公法，肆意践踏日内瓦公约也好，国际奥委会个别领导人公然违背《奥林匹克宪章》，在今年的第十五届夏季奥运会上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也好，最终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可不能这样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当然，同学们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正当要求完全符合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应当全力支持。公元前884年，希腊几个城邦的国王在一起签订的《神圣休战条约》，明文规定：希腊各城邦，不管任何时候进行战争，神圣休战期间，都必须宣布停战，待奥运会结束后才可以继续战斗。从而奠定了象征‘和平、友善、奋进’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基础。释迦牟尼的弟子们撰写的《佛经》，也多为弘扬‘和平、慈爱、平等和无私’等庄严崇高的人性为善精神，例如《长寿王》故事就是一首‘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赞美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梦是一种感情的产物’，我国西晋文学家左思也曾有诗云：‘梦想骋良图’。在我国的近代史上，中国人一直做着‘奥运梦’。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曾首次向国人提问：‘中国何时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何时才能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10年，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旧中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场举行。就是在这次盛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国‘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和‘争取早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口号。东方有句格言：‘民不信则不立’。西方也有句俚语：‘民众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声音’。因此，对同学们的建议，也应予以充分考虑。那么，怎么办呢？”王主任用志政杜平主任的指示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对外，运动会名称定为‘碧潼俘虏营秋季运动大会’，这样才名副其实，合理合法，用此名称向外报道、宣传。公函、公章也用这个名称。第二、对内，为了倡导‘和平、友善、奋进’的奥运精神，为了尽早实现中国人的梦想，为了稳定情绪、振作士气，按照学员们的要求，就把它叫做碧潼战俘营营际‘奥运会’，以高举和平大旗，高奏‘友谊地久天长’奥运主旋律。运动会的形式和规则也完全仿照国际奥运会的模式实施，但不要用‘五环旗’，也不要用奥运会的名义向外报道和宣传，以证明我们虽然崇尚奥运精神，却对奥林匹克宪章持有严肃的态度。这也叫做‘内外有别’的灵活处理。《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这也可以讲是我们中国人按照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办事。”大家一致赞同杜主任的指示，汇报请示至此结束。“内外有别”的策略，既严格地遵守了《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规定，又极大地弘扬了奥运精神，更空前地调动了学员们“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积极性，真乃《墨子·小取》中所云：“以名求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之奇招。（详见第四至六章）这一做法最终为创造性地举办这次成功的“战俘营营际‘奥运会’”作出了一个最好的决策。
10月12日上午，筹委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根据运动员的情况，确定由各战俘营选举产生10名“奥运会委员会”委员；确定在《走向真理与和平》杂志编辑部基础上，增补20名大会记者、6名摄影师，组成《奥运纪实》编辑部；确定大会治安队队长＇英＇安德鲁·M·康德伦、副队长＇美＇詹姆斯·L·温纳瑞斯和队员14人的名单；确定大会急救组组长＇英＇彼得·F·罗利、副组长＇美＇威廉·K·迪伦和组员8人的名单；确定田径和球类比赛项目，包括100米短跑（35人）、100米套袋赛跑（27人）、100米低栏赛跑（29人）、200米短跑（33人）、400米短跑（26人）、800米接力赛跑（24人）、1500米竞走（14人）、3000米长跑（17人）、铅球（12人）、垒球（75人）、拔河（72人）、跳远（22人）、跳高（12人）、撑杆跳高（14人）、单杠（12人）、双杠（15人）、体操表演（212人）、摔交＇中量级、重量级、朝鲜式＇（17人）、拳击＇次轻量级、轻量级、次中量级、中量级、重量级＇（22人）、篮球（61人）、排球（56人）、英式足球（60人）、橄榄球（107人）、文艺节目（202人）等共31个项目，并拟订了比赛日程表。在该次会议上，制定、通过了《奥运会委员会工作守则》、《新闻记者工作守则》、《治安工作守则》、《急救工作守则》和《裁判员纪律守则》、《运动员纪律守则》。
运动会名内外有别（2）
会后，志愿军俘管处专门召开了一次“大会后勤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主任王央公、后勤部长谭西尧、筹委会主任王奈庆、副主任田志洪、大会总指挥＇英＇托马斯·H·戴维斯、大会后勤组长金光山和大会秘书李正凌。王主任说：“举办一次大的运动会，需要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但新中国尚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又处于战争状态，国家财政还很不宽裕，因此我们一定要精打细算、因陋就简，把钱用在刀刃上，将运动会办得既简朴又隆重。”接着会议对体育器材、运动服、食品、奖品的采购计划以及厨师的选调等问题，都进行了逐项研究和部署。
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碧潼战俘营营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期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学员们为准备在大会上夺标争冠也早已摩拳擦掌憋足了劲，几个战俘营之间还私下里算计着能拿几块奖牌。包括那些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学员也变了样儿，原先大多数的时间是吃了睡，睡了吃，当俘虏的郁闷和愁苦使他们的精神萎靡，筋骨颓废。而这个即将举办的运动会可以让他们尽情地舒展了，呐喊了，就像一堆又潮又皱的衣服，能够被火烫的熨斗给熨一遍，然后飘展在旷野里，重新鲜亮一回。总之几乎所有的学员都翘望着俘管处首长的办公室，希望那里能马上传出一声“开赛”号令。俘管处领导很理解学员们的心情，王央公主任亲自认真地检查验收了运动会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后，批准了运动会如期举行。
图3…1：志政第一次敌工会议合影。前排：左二俘管处王央公主任、左三志政杨霖部长、左四总政黄远部长、左五俘管处徐元甫副主任。第二排：左一俘管处教育科王奈庆科长。
图3…2：志政第二次敌工会议合影。前排（自左至右）：总政敌工部宣传处长刘川诗、俘管处主任王央公、朝鲜人民军敌工处长郑斗焕、总政副主任肖华、志政主任杜平、总政敌工部长黄远。第二排：左一俘管处教育科长王奈庆。
图3…3：第五战俘营英国中队俱乐部委员会例会。自左至右：阿瑟·E·萨里奇（哈福德郡罗伊唐城人）、安德鲁·M·康德伦（苏格兰西洛锡安郡人）、埃里克·福塞特（约克郡布雷德福城人）、约翰·T·格林（约克郡北唐克斯特城人）、爱德华·G·贝克莱（北安普敦郡惠灵博罗城人）、威廉·H·史密斯（格罗斯特首府人）和欧内斯特·克林顿（兰开夏郡鲍尔哈姆城人）。图中站立者是俱乐部委员会主席爱德华·G·贝克莱，（詹姆斯·达布斯因故缺席）。
图3…4：第五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1952年4月）
图3…5：这里展示的是中队墙报样品和《走向真理与和平》英文期刊影印件。
图3…6：一等兵保罗·F·施纽尔（美俄勒冈州本德城人）和一等兵罗伯特·H·希考克斯（美纽约州叙拉古城人）在图书馆挑选想看的书。
图3…7：教徒正在举行宗教活动
图3…8：荣获“清洁卫生”奖旗合影
图3…9：总医院化验室化验师正在工作
图3…10：第二战俘营第一中队俱乐部信件组
图3…11：高台跳水
图3…12：游泳
前方战场硝烟弥漫（1）
在讲述战地奥运会前，我们有必要重点来回顾一下这一时间段朝鲜战场上最为残酷的那场“火与铁”同“血和肉”的大搏斗 ——“上甘岭”激战的部分血腥场面：
1952年10月8日按照杜鲁门的指令，美方代表单方面中断谈判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同一天，克拉克批准了“摊牌行动”计划。
范佛里特“摊牌行动”计划的攻击目标，就是在上甘岭地区志愿军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
10月14日，“联合国军”来势凶猛，第一天即向志愿军的两个阵地及其周围发射了30余万发炮弹，投掷了500余枚炸弹，并分别以1个排至1个营的兵力多路多梯次地发起冲击，企图一举拿下两个高地。每一次冲击，都以强大炮火对阵地进行压制和破坏，并以航空兵集中封锁压制志愿军纵深指挥所、观察所和炮兵发射阵地。高地上的野战工事全部被摧毁，阵地的石土被炸松，变成了一片焦土。这是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记录。
“联合国军”向上甘岭发起进攻的当天，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担任防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