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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代表第一、二两个小组参观了总医院。一跨进大门，就看到在萧墙上写着毛主席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院设有各种科室，医护人员精干，医疗器械完备，中西药品齐全。全院有普通病房57间，每间两张病床；特护病房6间，每间一张病床。总计120张病床。
会议代表看望了30多位伤病战俘，其中有3位战俘所谈感想具有代表性。
一等兵威廉·K·迪伦（美国弗吉尼亚州布卢菲尔德城人）说：‘我刚被俘的时候，认为我会被中国志愿军杀死或被虐待，然而他们使我恢复了健康。这里的医生已为几个大兵做了阑尾炎手术，为我们中的几个人还做了肺部手术。我原先的情况不太好，患有严重的哮喘，不能睡觉，不能吃东西，非常的难受。但自从做完手术后，我的体重恢复，觉睡的香了，胃口也好了。所有动过手术的伤员们情况都很好。在被俘前我是一名救护人员，所以我对我们这些大兵在医院做过的手术很关注。我己亲眼目睹了它在几个病人身上所起的变化。医生和护士在为器械和绷带消毒时，要求非常严格，你可以看到中国志愿军做任何事都非常尽力，他们的工作很出色，而且总是面带笑容。护士们总是很忙，他们不是忙着照顾病人，就是忙着清扫房间，喷洒消毒剂，或给我们的衣服和被褥进行消毒。他们帮助不能自理的病人洗澡，不分日夜地为他们送药，打针。我们的伙食很好，而且我们可以吃到我们所需要的食品，这里的伙食就如我们美国的伙食一样。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还能够给家人写信，感谢中国志愿军和他们的宽大政策，感谢医院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治疗和照顾。’
二等兵罗纳德·洛维乔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皮洛特山区人，19岁）说：‘每天早上负责我们的杨医生和郝护士都会定时过来看看我们，了解一下病情，对我们非常好。每天，他们进来时都面带笑容，问我们每个人感觉怎样，还问我们是否需要什么，今天我仍然还活着，我感谢杨医生和郝护士。还有一个人也常过来看望我们，有时一天过来四五次，后来才知道他是刘继亮院长。他也是一个快乐的人，每次他过来都会给我们每个人带一块甜饼，每天至少两三次。每晚十一点半左右，我们都特别期待他的到来，我们每个人都醒着躺在那里，等着他给我们带甜饼，他之所以总被我们想念是因为他对于我们就像父亲一样。医院有一台X光机器和别的一些设备为病号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和合理必要的饮食和休息，帮助我们恢复了健康。’
下士彼得·威廉斯（英格兰约克郡人，被俘时左脚和大腿受了伤）说：‘我是刚被送进这个医院的，入院时，一名医生和两名护理员过来照看我的伤势，为我治疗。先是脱下我伤脚上的鞋子，他们极其小心，以免给我增添疼痛。接着，他们先清洗伤口，然后敷上药，缠上绷带。最后又同样认真负责地处理了我的另一处伤口。他们对待战俘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对我进行的治疗护理。’
代表们参观了病房之后，还参观了战俘《生活福利展览会》。它在一间大房子里，挂满了各种图片和照片。这些图片和照片表明联合国军战俘在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里，除了享受优质的医疗护理服务外，还得到充分的营养、足够的日用品，并有很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和各种体育活动，照常进行宗教活动。
会议代表第三——第八小组分赴第一、第二、第四战俘营，专门采访了几个中队俱乐部信件组，现将采访情况报导如下：
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名句。战俘们的特殊身份，寄居异国，其心情之郁闷及想家之情切，完全是可想而知的。我军正是设身处地为战俘着想，才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为战俘们与其国内的亲人沟通和建立通信联系。
战俘和他们的家人都热烈地欢迎发布于1951年3月13日的一则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安排，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应允把战俘们的信件传递给他们的家人。’自那时起，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直忠实地履行这项职责，而且，它还使战俘通过无线电与家人谈话成为一种可能。在它的请求下，全世界都可以收听到在北京电台开办的一个特殊节目：‘战俘空中呼叫’。
即使战俘营的条件再好，战俘们也难免会挂念家人的情况。他们的家人是否知道他们一切都好？他们的父母和妻子是否领到了津贴补助？他们的爱人是否仍在忠心地等着他们回去？母亲还好吗？可爱的孩子怎么样？他会走路，他会说话吗？
通过各种办法为战俘传送信件、广播节目和传真图片回答了这些问题。同时也消除了成千上万个家庭悬念中的阴影。
各战俘营领导和管理干部也都十分重视这件事，给战俘每人发给写信用的钢笔、信封、信纸，并宣布代寄代收，不收邮费。战俘们听后，感激万分。他们在各个战俘营的中队俱乐部专门设立了信件组，并设有一个大信箱，上面画着一只和平鸽图案，写着‘和平使者’字样。战俘们可以把写好的信投送到信箱内。一个战俘营每周都要发出几百封信，也要收到几百封战俘家信。1951年圣诞节、新年前后，第一战俘营收到1700多封信。收到家信，常常是战俘最高兴的时候，有的简直是欣喜若狂，会把亲人的信当场给同伴们朗读，或在同伴中传阅。有的手捧家书，望着家人的照片，双泪长流。还有的干脆把信贴在宿舍墙上，让大家阅览。
这些信除了表达思念之情，还共同表达着一个愿望：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亲人早日团聚。也有的在来信中感谢中国军队对他们亲人的宽待，祝亲人们好运。
在所有中队俱乐部信件组工作的战俘，人人工作热情，个个服务周到。比如：在第二战俘营第一中队俱乐部信件组工作的空军中尉比利·B·福希（美国佛罗里达州坦白市人）、陆军中尉海沃德·H卡梅伦（美国密西西比州基伦城人）、空军上尉威廉·C·麦塔格加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布雷迪城人）和陆军上尉杰拉尔德·芬克（美国依利诺斯州芝加哥市人），他们工作十分出色，深受中队领导和战俘们的好评（如图）。
第五期《会议简报》（1）
“今天下午，会议代表各个小组分赴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战俘营参观访问。首先他们来到了战俘出版社。
在朝鲜北部的各战俘营里，战俘成立了自己的出版机构，出版物多种多样，由他们自己创作编辑。手工印刷的中队小报，定期寄往各个俱乐部。这些小报有《和平鸽》、《火炬》、《时代》、《队旗》、《环球》、《前哨》、《每日新闻》、《新生活》、《走向未来》、《迎接明天》、《每周信使报》，直至其他综合性新闻《营中丑小鸭》。每种刊物一般大约40页，上面配有卡通画和插图。除了评论国际和国内新闻外，这些报纸还刊设有娱乐专栏、科学专栏，刊登了书讯、影讯、体育动态、短篇小说和长篇连载、人物回忆录、信箱、桥牌和国际象棋方面的质疑、常识问答游戏、填字游戏以及如何弹奏吉它和别的乐器等方面的知识。剪报文摘以及战俘家人寄来的有特别意义的照片常出现在这些报纸上。
1952年2月，除了中队的报纸外，战俘们还发行一份两周一次的战俘营营际油印刊物——《走向真理与和平》（英文版）。
《走向真理与和平》主编普雷斯顿·里奇（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城人）向来访者说：
‘《走向真理与和平》刊物每月发行两次，寄往北朝鲜的每个战俘营。
当然，大家在中队图书馆里都阅览了许多书报和杂志。但为了增添生活情趣，我们还需要一份自己的报刊。我们想知道自己国家和平运动的情况；停战谈判的情况；家乡的生活状况以及体育、文化娱乐信息和战俘营的生活伙食状况。战俘营当局考虑了一下，像往常对待战俘们的请求一样，做出决定：只要是你们想要做的，我们都同意，并为我们提供了设备和器材。
于是，我们报刊上的内容，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我确实喜欢这份报刊，因为我是一个超级体育迷。
看到这份编出的报刊，你或许会认为它需要很多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工作人员只有6位，他们是：主编＇美＇普雷斯顿·里奇、美术编辑＇英＇罗纳德·A·科克斯、打字员＇菲＇艾米利安诺·巴霍、油印员＇韩＇金东述和两位志愿军女翻译朱永淑（原清华大学助教）、卢江（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生）。全体工作人员互相帮助，相处的非常融洽。
起初，我认为我干不了这项工作，因为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虽然我从小酷爱文学，通过后来自修，有比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但对办报却没有一点经验。然而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翻译很好的合作中，这项工作变得轻松而有意思。她们教我编辑新闻，并传授我关于做好报刊工作的重要原则，即援引或改写新闻消息时，必须要知道它的出处，这也是我们报刊工作的成功之道。所有的漫画、新闻简讯、体育新闻、和平运动新闻和文化动态都要诚实可信。关于那些转载的新闻的出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我们提供了英国、法国、美国、中国、印度或别的国家的报纸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杂志。所有这些报纸和杂志都是英文的。附加的最新消息，则是从远东地区的一些主要广播电台搜集的。’
女翻译卢江补充说：‘这份刊物本来是为全体战俘服务的，发行范围最初也只限于各战俘营，但因为它全面反映了联合国军战俘的面貌，竟不胫而走，飞向了世界进步团体与进步报刊。它间接传出的信息，使许多战俘家属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