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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邱曼石原是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的保卫干事，25岁，读过高中，有一点英语基础，全中队300多名美国战俘，他都能用英文叫出每个人的全名，早晚出操点名或参加会议，偶尔能用英语下达口令，用英语插话。凭着对全中队战俘情况的了解，他觉得在眼下的特定形势下，少数认识模糊情绪反常的战俘策划暴动并非没有可能的事，便要黄亨思马上陪他到几个容易出问题的小队去转一转，先摸摸动静再说。
“不，你不能去。”黄亨思断然说：“在俘虏心目中，你是行政长官，又带有自卫手枪。如果真有暴动阴谋，你现在去会打草惊蛇。还是我一个人去，我是教员，是翻译，不大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好吧！快去快回，特别留心一下几个平时表现不好的刺头。”
黄亨思转身进了中队营区，一个一个小队挨着“串门”，向战俘们道晚安，问寒问暖。这时，各小队的战俘们都在聊天、写信、打牌，一如往常。几个“刺头”更显得特别自在，看不出一点心中有鬼的神色……
听罢黄亨思的情况汇报，他和黄亨思就奔向团部，直接找我报告。
此时，团政治委员夏时已调往开城谈判代表团工作，新上任的团政委刘浩去北京养病，团政委的工作也得由我担当，一身二任，迫使我必须凝聚起全部的精力与智慧，以最快的速度采取万无一失的相应措施。
我心里很清楚，由于谈判一再受挫，部分战俘的心情正处在极端的苦闷与焦躁中，容易产生极端的行为。美方控制的战俘营中，朝中被俘人员正在流血；如果中国人民志愿军管理的战俘营中也发生了流血事件，世界舆论势必大哗。不论什么理由引起战俘暴动并造成流血，在客观上只能证明战俘营当局管理的失误，必定会严重损伤中国人民军队对战俘一贯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良好影响，必定会在板门店谈判中给美方代表团为破坏停战谈判捞到具有蛊惑性的遁词，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经过初步思考后，立即让通信员叫来警卫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命令他们秘密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同时命令：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没有得到我的直接批准，决不允许对战俘开枪。
随后，我召集了一个由少数领导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让大家来共同分析事态的发展和需要选择的对策。
有人义愤填膺，主张立刻将为首的反动分子抓起来，必要的话严惩一二个，杀鸡儆猴，平息暴动阴谋于萌芽状态。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我们的宽俘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战俘放弃了对志愿军的敌视态度，“暴动”之说，很可能是个别战俘反常情绪的一种发泄，可以抓紧调查，抓紧做好工作，但不必搞得太紧张，否则会削弱我们已经取得的工作效果。
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5）
我经过综合分析，归纳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严密戒备的同时，尽快摸清情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抓为首分子，不惊扰所有战俘，不打乱正常的教学计划和生活秩序，利用原定的课程教学时间突击安排形势宣传，帮助战俘们安定情绪。
决策已定，我火速布置各部门分头执行，没等喘口气，又抓起电话听筒，直摇几十公里外的碧潼俘管处总部，王央公主任亲自接的电话。在我报告情况的同时，又报告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采取这些方法的依据。听罢我的报告后，王主任赞扬了我们所及时采取的对策，又反复叮嘱要力避流血，无论我方人员和外俘都不得有任何伤亡。我回答说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并将随时报告有关动向。王主任这才放心地挂上了电话。
当天，在志愿军医生巡查病员时，有一名患腹泻病的战俘被初诊为“传染性菌痢”，紧急抬到团部卫生所作隔离治疗。治疗过程中，志愿军工作人员与病俘之间有过一场开门见山的对话。
“最近同学中生病的很多，这跟心情不好是否有关系？”
“是的，我们太痛苦了。”
“听说有人想采取非常手段摆脱痛苦。”
“除了想逃跑就是自杀了，还有什么非常手段！”
“不，我指的是暴动。”
“不至于吧……这恐怕是猜测。”
“但愿如此。如果真的发生暴动，必定要流血，你们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退一万步说，即便一时得逞，也无法通过千里防区突破战线回到南方；并且，所有病伤战俘首先要被你们的伙伴所抛弃……”
病俘打了一个寒噤。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心理反应，而不是病理反应。
“请你坦率地回答一个问题：志愿军对你们好不好？”
“好！说不好，良心上也过不去。”
“那你们一些伙伴为什么要暴动？”
“唉！他们是想家想疯了，怕战争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永远也回不了家。”
“和平肯定是有希望的。志愿军只要在战场上多打一个胜仗，停战谈判就前进一步。难道你们不相信这是规律性现象吗？”
病俘点了点头。
“在和平到来之前，难道你愿意看到在战俘营里发生流血事件吗？”
病俘摇了摇头。随即，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真相。
自从美方血腥屠杀朝中被俘人员时起，就有些美俘感到和谈已经走入绝路，对战俘遣返已经失去希望，甚至判断志愿军也可能杀害战俘以作为对美军暴行的报复。有几个极端分子就开始悄悄地串联伙伴，准备发动一场暴动。他们要求参加者把美制军用皮靴底部夹层中的薄钢片抽出，磨成匕首作武器，相机夺取志愿军俘管营地警卫部队的枪支，然后到公路上去拦截运输汽车，不顾一切突破战线，冲向南方。可是他们串连的战俘中多数认为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可能，不愿响应，所以进展极慢。但知情人都作过保证，不论参加与否，永不告密。策划者还恫吓所有知情人，如果告密，必将严惩，一旦回国，还要到军事法庭控告他的叛国罪。
与此同时，通过不引人注意的私访说理，另有几名战俘也说出了这一阴谋的全部内情，包括为首分子的姓名和他们的具体想法。
一切都已了如指掌，一切又安之若素。表面上唯一不同于往常的变化是，营地四周的岗哨由本来的单哨变成了双哨；荷枪实弹的巡逻队也出现在营区边缘以及通向外界的交通要道上。
暴动策划者都是聪明人，一看到这个迹象，就明白计划已经败露。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唯一的指望是知情人信守誓言，不要供出他们，不要受到志愿军战俘营当局的追究。
志愿军干部和教员分别找为首者谈话了，当面揭露了暴动阴谋的产生过程和全部细节，使他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志愿军干部又同时宣布：由于这一阴谋事件未能付诸实施，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只要主谋分子认罪悔过，可以不予追究，并为他们保密。几名主谋分子惊恐之余又有些喜出望外，人人都写了悔罪书，一再感激志愿军的宽宏大量，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重犯同类错误。
阴谋暴动案件尚处在胚胎阶段即告彻底破灭。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没有逮捕一个战俘，没有停止一节日常课程，大多数战俘甚至压根儿不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连续几天中，教员讲课的内容都紧紧扣住一个主题：和平的前途。分析各种因素之后，结论是乐观的。在朝鲜战场上，不论美军再发动这个战役那个战役，也无力在现有战线上前进一步。美国政府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迟早得回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来。
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6）
下面用敌军工作会议简报中的几则报导摘要，来介绍会议代表在战俘营几天来的参观实况：
“今天是星期日，是基督教的‘福音讲道活动’。该项活动都是在各战俘营的各个中队专门修建的‘战地教堂’中举行，每个教堂通常总有100多位教徒参加听道。今天上午会议代表集合列队来到第五战俘营，分成八个小组分别参观了八个中队的礼拜活动。
礼拜活动结束后，英国中队礼拜仪式主持人戴维斯（原英军29旅格罗斯特营的随军牧师）向来访者介绍说：‘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是随军布道的牧师。对西方的基督教徒来说，所谓《铁幕》后的宗教乃是极受关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我们一再听说共产党不断迫害基督教徒。但根据我自己在战俘营的经历，我感到只有对共产主义有仇恨、偏见和误解的人才会提出那种指控，而这些仇恨、偏见和误解主要是基于错误的宣传。我是1951年4月25日在雪马里战斗中被俘的，在我到达碧潼战俘营之前，我就和被俘的英国士兵在金化市附近举行过宗教活动。1951年6月7日，我们到达战俘营后，又制定了一张最符合大家意愿的活动表。现在，这张活动安排表被调整为一周四次活动。周二和周五研读圣经；周四举行特殊的祷告和礼拜；周日安排福音讲道。在所有重大的节日里，比如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感恩节等，都有特别仪式。比如：1951年圣诞节上午的活动目录：1、开场祈祷——理查德·巴塞特；2、全体唱颂歌——《普天同庆》；3、全体唱颂歌——《来哟，虔诚的信徒》；4、早祷——奥斯卡·贝斯特；5、颂诗——《赞美上帝》；6、全体唱颂歌——《听，天使在歌唱》；7、全体唱赞美诗——《荣耀颂》；8、赐福祈祷——达金斯；9、领唱—阿方索·约翰逊。晚上我们中队的基督教徒一起享用了丰盛的圣诞晚餐。’
第一中队礼拜仪式主持人＇美＇菲利普·H·皮特森（军号：0…1913224）向来访者介绍说：‘我是我们中队天主教的负责人，我主持举行宗教活动。每个星期日，我们总是要礼拜或诵读圣经。我们还有自己的唱诗班。’一位会议代表问：‘你是由俘管干部指派充任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