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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磨折，伤害，以至于侮辱。（我不是炫耀，我只是申述请不要删除第三幕
的私衷。）我记得严冬的三九天，半夜里我在那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候着两
个嗜吸毒品的龌龊乞丐，来教我唱数来宝。约好了，应许了给他们赏钱。大
概赏钱许得过多了，他们猜疑我是侦缉队之流，他们没有来。我忍着刺骨的
《
寒冷，瑟缩地踯躅到一种“鸡毛店”的地方找他们。似乎因为我访问得太殷
勤，被一个有八分酒意罪犯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他蓦地动开手。那一次，
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我得了个好教训，我明白以后若再钻进这种地方，必
须有人引路，不必冒这类无意义的险。于是我托人介绍。
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为一个
“朋友”瞥见了，给我散布许多不利于我的无稽的谣言，弄得多少天，我无
法解释自己。为着这短短五十几页戏，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
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就率性辱骂我，把我推
出门去。（我穿的是多么寒伦一件破旧的衣服！）这些回忆，有的痛苦，有
的可笑。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验许
多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事实，一字一字地记下来，于是才躲到我那小屋子里，
埋下头，写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我恨我没有本领把当时那些细微的感觉记载
清楚，有时文字是怎样一件无用的工具。我希望我将来能用一种符号记下那
些腔调。每一个音都带着强烈地方的情绪，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耳鼓里。那
样充满了生命，有着活人的气息。而奇怪，放在文字里，便似咽了气的生物，
生生地窒闷死了。我知道这一幕戏里毛病一定很多，然而我应该承认没有一
个“毛病”，不是我经历过而写出来的。这里我痛苦地杀了我在《文季月刊》
上刊登的第三幕的附言里那位“供给我材料的大量的朋友”。为着保全第三
幕的生命，我只好出来“自首”了。
曾经有人问过我《雷雨》和《日出》哪一本比较好些，我答不出来。我
想批评的先生们会定下怎么叫“好”，怎么叫“坏”。找出原则，分成条理。
而我一个感情用事，素来不能冷静分析的人，只知道哪一个最令我关心的。
比较说，我是喜欢《日出》的，因为它最令我痛苦。我记得，有一位多子的
母亲，溺爱其中一个最不孝的儿子，她邻居问她缘故，她说：“旁的孩子都
好，只有他会磨我！”我爱《日出》恐怕也就是这么一个理由吧。全部《日
出》材料的收集，都令我受了相当的苦难。（固然我不应否认，尽管我尽力
忠诚地采集，里面的遗漏和错误依然很多。）而最使我感到烦难的，便是第
三幕，现在偶尔念起当时写这段戏，多少天那种寝食不安的情况，而目前被
人轻轻地删去了。这回忆，诚然有着无限的酸楚的。所以，如果有一位同情
的导演，看出我写这一段戏的苦衷，而不肯任意把它删去，我希望他切实地
注意到这一幕戏的氛围，造成这地狱空气的复杂的效果，以及动作道白相关
《
雷雨》的作者曹禺先生致《雷雨》的导演者们的一封信，我们觉得非常有趣味。
联的调和与快慢。关于“这些效果”，我曾提到它们“必须有一定的时间，
长短，强弱，快慢，各样不同的韵味，远近。每一个声音必须顾到理性的根
据，氛围的调和，以及适当的对意义的点醒和着重。”我更申言过：”果若
有人只想打趣，单看出妓院材料的新奇，可以号召观众，便拿来胡炮乱制，
我宁肯把这一幕立刻烧成灰烬”，不愿这样被人蹂躏。这些话我一直到现在
还相信着。在这一幕里，我利用在北方妓院一个特殊的处置，叫做“拉帐子”
的习惯。用这种方法，把戏台隔成左右两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演出两面的
戏，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尝试，我在欧尼尔的戏（如Dynamo）里看到过，并
且知道是成功的。如若演出的人也体贴出个中的妙处，这里面自有许多手法
可以运用，有多少地方可以施展演出的聪明。弄得好，和外面的渲染氛围的
各种声响，打成一片，衬出一种境界奇异的和调，是可能的。
朱孟实先生仿佛是一位铁面无私的法官，他那锐利的眼光要刺透我的昏
钝不明，他那严正的审问使我无处躲闪。他提出了一个剧作者对于人生世相，
应该持什么态度的问题。他说，写戏有两种态度，一个剧作家究竟“应该很
冷静，很酷毒地把人生世相本来面目揭开给人看呢？还是送一点‘打鼓骂曹’
式的义气，在人生世相中显出一点报应昭彰的道理来，自己心里痛快一场叫
听众也痛快一场呢？”孟实先生自己是喜欢第一种，而讨厌戏里面“打鼓骂
曹”式的义气。本来，老老实实写人生最困难，最味永。而把自己放在里面，
歪曲事实，故意叫观众喝彩，使他们尝到“义愤发泄后的甜蜜”较容易，但
也很无聊。舞台上有多少皮相的手法，几种滥用的情绪，如果用得巧，单看
这些滥调也可以达到一个肤浅的成功。孟实先生举出几个例子，证明《日出》
就用了若干“打鼓骂曹”式的义气来博得一些普通的观众的喝彩。他给我指
了一条自新之路，他要我以后采取第一种态度。这种诚挚的关心是非常可感
的。不过在这里我不想为这些实例辩白。我更愿意注意他所提出的那个颇堪
寻味的“根本问题”。写戏的人是否要一点Poetic justice 来一些善恶报应
的玩意，还是（如自然主义的小说家们那样）叫许多恶人吃到脑满肠肥，白
头到老，令许多好心人流浪一生，转于沟壑呢？还是都凭机遇，有的恶人就
被责罚，有的就泰然逃过，幸福一辈子呢？这种文艺批评的大问题，我一个
外行人本无置喙之余地。不过以常识来揣度，想到是非之心人总是有的。因
而自有善恶赏罚情感上的甄别。
无论智愚贤不肖，进了戏场，着上迷，看见秦桧，便恨的牙痒痒的，恨
不立刻一刀将他结果。见了好人就希望他舍尽甘来，终得善报。所以应运而
生的大团圆的戏的流行，恐怕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一个诗人甚至于小说家，
这种善恶赏罚的问题还不关轻重，一个写戏的人便不能不有所斟酌。诗人的
诗，一时不得人的了解，可以藏诸名山，俟诸来世，过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
说不定掘发出来，逐渐得着大家的赞美。一个弄戏的人，无论是演员，导演，
或者写戏的，必须立即获有观众，并且是普通的观众。只有他们，才是“剧
场的生命”。尽管莎士比亚唱高调，说一个内行人的认识，重于一戏院子的
来
Groundlings 的称赞。但他也不能不去博取他们的欢心，顾到职业演员们的
生活。写戏的人最感觉苦闷而又最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
出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而最可伯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怎样一面写
来
是在写一首诗，本意是要使读者和观众犹如在听一个神话似的，回到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里去。所以
他对于序幕和尾声删去了觉得真是可惜的事。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呢！
得真实，没有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到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戏，常
是使一个从事于戏剧的人最头痛的问题。孟实先生仿佛提到“获得观众的同
情对于一个写戏人是个很大的引诱”。（我猜是这个意思，然而如孟实先生
那样说，是为着“叫太太小姐们看着舒服些，”便似乎有些挖苦）。其实，
岂止是个引诱，简直是迫切的需要。莎剧里，有时便加进些无关宏旨的小丑
的打诨，莫里哀戏中，也有时塞人毫无关系的趣剧。这些大师为着得到普通
观众的欢心，不惜曲意逢迎。做戏的人确实也有许多明知其不可，而又不得
已为五斗米折腰的。我说这些话，绝非为自己的作品辩白。——如果无意中
我已受了这种引诱的迷惑，得到万一营业上的不失败，令目前几个亏本的职
业剧团，借着一本非常幼稚的作品，侥幸地获得一些赢余，再维持下去。这
也是一个作者所期望的。中国的话剧运动，方兴未艾，在在需要提携。怎样
拥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是颇值得
内行的先生们严肃讨论的问题。无疑的，天才的作家，自然一面拥有大众，
一面又把真实犀利地显示个清楚。次一等的人便有些捉襟见时，招架不来，
写成经得演，经不得读的东西。不过，万一因才有所限，二者不得兼顾，我
希望还是想想中国目前的话剧事业，写一些经得起演的东西，先造出普遍酷
爱戏剧的空气。我们虽然愚昧，但我相信我们的子孙会生出天才的。
如若这可以说是我的自由，我的辩解，那么我就得感谢大家已经纵容我
饶舌这许久了。我并不想再在这里晓晓不休；但我应该趁着这机会表白一点
感激的心情。
我读了《大公报》文艺栏对于《日出》的集体批评，我想坦白地说几句
活。一个作者自然喜欢别人称赞他的文章，可是他也并不一定就害怕人家责
难他的作品。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作者）痛心的，还
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
作者的自尊心，侥幸遇见了一位好心的编辑，萧乾先生，怕冷淡一个年轻作
者的热诚，请许多前辈出来说话，让《日出》也占一点阳光。更幸运地有这
些先进，肯为着这本疏陋不堪的作品，耗费他们的精神，这已经够使一个年
轻人感动的了。读了这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