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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日后，由他们发展、革新，不断丰富，表现更新时代精神的戏剧艺
术。
这里，我想提一个枝节问题，什么叫戏的好效果？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
入胜的地步，弄得观众神情恍惚，全神进入戏境，才算好呢？我以为这不算
好的演出。我们始终不赞同把观众变成一种失去思索能力的傻子。当然，我
们的演出，企图感动观众，使他们得到享受。但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观众看
了戏后，留有余味，去思考，去怀念。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
才是我们朝夕追求的好演出。
我们是否完全做到了呢？没有。有的做到了；有的，远没有做到。
然而，我还是给这个集子叫“攻坚”。因为在这个集子里，这些文章，
是作者们三十年间“攻坚”的体验与探索。“无坚不克”，这是应该提倡的
精神。但“不怕攻坚”，这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北京人
艺多年来立足干话剧一角的根本精神。
我希望这种精神，将随中国人民永存下去。
（原载《人民戏剧》1982 年第1 期）
为评弹说几句话
评弹昂然独立于艺术之林，要发扬、永存。反映时代风貌、鼓舞人心的“新书”，更应提倡。
我赞成评弹去就青年，知音的后代世世相传。
杨振雄、杨振言拼“兄弟档”说长篇弹词《武松》，我是仰望已久了。
这次来沪从电视屏幕上连续收看了他们的几回关子书，真是“极视听之娱”。
刘勰的《知音》篇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从
年轻听评弹，听了数十年，爱之深、恨之切。“爱”，不必说了，“恨”，
便是“恨不生为苏州人”，至今还不能百分之百地听懂。可是，由于我听得
久，听得多，权且充当一个门外“知音”吧。谢谢上海电视台，他们在播放
《武松》时，打了字幕，使得我这个北方人听吴歌，由“音实难知”转化为
音渐“易”知，对于杨氏兄弟的格调高、神韵足的书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些日子，杨振雄同志到我家里“谈道”（评弹界的行话，意即同行间
相互探讨艺术），兴致勃勃地介绍评弹传统艺术的五项手法：说、噱、弹、
唱、演。我听了他的书，感到评弹还有一个“评”字。比方说，他们兄弟俩
一忽儿演起书中的脚色武大郎、西门庆，一忽儿“跳”出来以说书人杨某的
见解来“评”。身材矮小，容貌丑陋的武大，在“说”“唱”中，“演”出
他“心地善良，憨厚可爱”；俊俏风流的西门大官人，在“说”“唱”中，
“演”出他“心地险恶、残暴卑鄙”。这里就有“评”。这种“评”，评出
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点破了说书者（也包括编书者）的道德观、是非观、审
美观。这种“评”，不是唠唠叨叨，而是画龙点睛；不是枯燥讲道，而是情
理融合；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思致婉转。更精彩的是，在有无之间，他们“跳
出来”，自然而然；“跳进去”，天衣无缝。“评”这“评”那，不悖“书
情”，更契合“书理”。还有，在“评”的当口，台上说书先生与台下听书
客人，是直接交流的，相互间像交融谈心，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亲切感。我以
为，评弹有“评”，是有别于其他艺术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没有区别，
就没有艺术。评弹有“说、噱、弹、唱、演”以及我所姑妄言之的“评”，
与其他艺术有着明显的区别，数百年，“评弹”昂然独立于艺术之林。“十
年内乱”把评弹独特之“法”都“乱”掉了，以“样板戏”为样板，变成不
伦不类的“评戏”，真叫人啼笑皆非。
听了评弹《武松》，最近又听了上海评弹团建团卅年的纪念演出（姚荫
梅、张鉴庭、张鸿声、朱雪琴等老艺人演出的专场），深感陈云同志说的要
“保存评弹艺术”，至关重要。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干载其一乎！”陈云
同志，是欣赏评弹的行家，他的“保存”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
建议上海电视台把杨双档的《武松》录像带妥善保存起来，更希望有关部门
把今朝健在的评弹老艺人的书艺尽量录下像来，让优秀的经典的评弹艺术发
扬，永存。传统的评弹艺术，是祖国的灿烂文化的一部分，确实应该重视。
当然，反映时代风貌，鼓舞人心的“新书”，更应提倡。我体会，“保
存评弹艺术”不是把一切“旧书”，不分优劣，不讲意义，都演唱起来。二
者不可混为一谈。要下大力写“新书”。能否改编今天群众热爱的优秀小说、
戏剧，电影等？工作艰难，但这是评弹艺术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评弹现在听众较少，在青年中更少“知音”。我赞成“不要青年来就（作
“迁就”讲）评弹，而是要评弹去就青年。”的说法。但我们应该向青年同
志多宣传评弹艺术，让他们逐渐懂得如何欣赏，评弹听众会不乏后继，知音
的后一代会世世相传的。
（原载《新民晚报》1982 年1 月15 日）
评论需要学识与胆识
夏衍同志在《人民戏剧》一月号发表的题为《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前进》
的文章非常好。其中他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要交
锋，又要讲道理，不打棍子。就是要开展同志式的批评，这很重要。最近几
年，我们的戏剧评论工作是有成绩的，是在不断提高的。这一点不容抹煞。
但是，我也有另一种感觉：许多评论不能讲真话。空话多，套话多。甚至形
成了一种公式，开头先说主题如何有教育意义，然后再说人物、语言，大抵
是些一般化的不大中肯的话，最后总要说到“瑕不掩瑜”之类。这种评论，
千篇一律，没有味道，使人厌烦，对作者和读者、观众都没有什么帮助。
还有些评论，不是从艺术的美学观点去批评一个作品，往往提出一些原
则问题，不加分析，似是而非，使人很难办。比如我前不久到外地看戏，听
到有人批评一个话剧说：这个戏不错，就是看不见党的领导形象。我以为这
种要求，不大符合艺术规律，什么是党的领导，艺术作品中的党的领导，是
不是非要出现一位党的书记才能体现呢？作为戏，写得很真实，很鼓舞人心，
尽管台上没有出现一位党的书记，难道不能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党在
起作用吗？
现在有些人很不怕批评，我想，怕批评是不正常的，根本不怕批评恐怕
也不很正常。我所谓“怕”，不是那种担惊受怕的“怕”，而是要引起作者
对错误的警觉，引起作者的思考、反省，“闻者足戒”。不怕批评，除了夏
衍同志所说的那些“骄兵悍将”外，多数则是因为批评的不中肯，没有深刻
的分析，或者说没有打到点子上。不值一晒，何“怕”之有！
要想提高评论的权威，关键在于提高评论本身。这要靠评论家的本领。
评论家应该比作家和艺术家有更多的学识，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的修养。还要有胆识，敢于讲真话，不做“迎风派”。他要站得更高，看
得更远。就像鲁迅先生那样，他对《八月的乡村》、《二月》的评论多么了
不起！观点鲜明，褒贬得当。几十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的评论仍然站得住脚。
我认为，只有这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才真正有权威。
一个评论家要评论得中肯，首先要懂得作家，能够充分理解他的甘苦，
待作家以平等的态度，诚恳地称赞作品之所得，批评作品之所失。而不要总
是以教训的口气，居高临下，指手划脚，更不要同作家站到对立的位置上。
早年在我开始写作时，巴金同志曾给了我最热诚的鼓励和帮助；六十年代初，
茅盾、叶圣陶同志对我的剧本《胆剑篇》提出了非常坦率的但很有见地的意
见，这对我都是永远难忘的。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另一个重要问题：评论也要有感情。现在有不少文
艺和戏剧评论，常常是官样文章，不冷不热，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激情，
像一杯白开水。没有感情，不但搞不了文艺创作，也槁不了文艺批评。记得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
非。这“热烈”二字实在说得好。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
就是一个这样“热烈”的评论家。当果戈理发表《死魂灵》和《巡按》时，
多少沙皇的御用文人对他进行攻击。这时，只有别林斯基坚决站出来，对果
戈理所坚持的文学现实主义给以最热情的肯定和支持，称他为“现实生活的
诗人”，“文坛盟主”。但是，当果戈理晚年发表了他的《与友人书简选》，
向沙皇忏悔，公开主张不要废除农奴制时，别林斯基则发表了《给果戈理的
一封信》，严厉批评了果戈理的反动立场，说对一本有毒素的书，是“决不
能宽容”的，旗帜非常鲜明。列宁曾指出，别林斯基的这封信是“优秀作品，
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巨大的、生动的意义”。别林斯基的这种评论态度，是很
值得我们学习的。
文艺评论对促进文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优秀的评论家，往往对
一代甚至几代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影响。应当看到，现在我们的评论远远落
后于创作。我们希望能出现一些真正深刻的评论家，写出有独到见地的文学
和戏剧评论。要打倒那种平庸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评论。在我看来，出现一
个有权威的文艺评论家，在一定意义上说，比出现一个作家更重要，但也更
困难。这就更需要下大力气培养。我认为，我们搞评论的同志首先应该练好
基本功，提高思想，加强修养。要扎扎实实地学习，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
最近我在一次会上有个口头发言，整理发表后，有位同志发现其中有好几处
“引经据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