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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点的时候，这个戏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其实我是写抗战，写抗战要取得
胜利，问题也不算太狭小，但是这个戏早就被人忘记了，因为写得不深，不
叫人思索，不叫人深想，不叫人想到戏中描写以外的问题。
《北京人》，我认为是出喜剧。我写的时候是很清楚的，写的就是喜剧。
有什么可悲的呢？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杜家把棺材抢到手里，他家的
那个老头子也死了。曾皓还说等到明年开春如何如何，用不着等到明年开春，
他也就该死了，他不会活了。该死的都死了，有什么不可喜呢！好人活着，
坏人死去，这不是喜剧又是什么呢？当然，它的情调比较低沉，低沉这是时
代给的低沉。但是从整个戏剧的基调来看，这是个喜剧。当然，不能按照莫
里哀的喜剧来衡量它，有各种喜剧，有各种对喜剧的说法。好人得到好报，
坏人得到坏报，恶有恶报，善有善终，这是好事，这也是喜剧。何况在该戏
中有不少喜剧的资料，它不像《雷雨》那么严肃正经，开玩笑的地方很多，
江泰，袁圆都带来许多笑声。曾霆夫妇的离婚，这两个小夫妻很悲哀，但是
不离婚岂不更糟糕！思懿是道地的喜剧人物，她很正经地演士她的喜剧。这
个人物在旧社会也不是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她为人很坏，品质不好。
但如果没有她，这个家早完了。真正掌握这个家庭，能够有饭吃，活下去，
就靠这个“贤慧”的长媳了。从表面上看，她很贤慧，做起事来，她狠毒，
这个人一辈子是很可笑的，那么大的年纪还要生个小孩，看来似乎滑稽，但
人生往往如此离奇。所以说人生是复杂的，人物的性格也是复杂的，曾文清
那么恨恩懿、爱愫方，但是他出走之前，又使思懿怀了孕。如果说过去生曾
霆，那还是可以理解的，怎么又要添第二个孩子呢？这怎么解释？看来是很
奇怪的。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有所谓“怨偶”，夫妻天天吵架，甚至到
互相仇视的地步，但是，又在一起生上多少个孩子。人生是错综复杂的，人
物也不大简单，我常觉得自己需要比较深入一点地认识生活。
《家》的主要人物不是觉慧，这和我的老朋友巴金的原著不一样，他写
的是觉慧，觉慧的反抗性是很强的，觉慧是小说中主角。改编成剧本后，主
角变成瑞珏了，这是一部女人的戏。瑞珏是封建社会赞成的一个有着三从四
德的女性，但又是“五四”时期一个半新不旧的女性。这个女人聪明、诚挚、
勇敢，在旧家庭中受了许多折磨，最后，她还是相信苦难必将过去，未来定
是光明的。
《家》这个剧本的收尾是：
［不断的杜鹃啼声传来。
瑞珏（忽然）明轩，你记得我第一天来的夜晚，杜鹃在湖边上叫么？
觉新（泫然）记得，那时候是春天刚刚起首——
瑞珏（梦一般地迷惘）嗯，春天刚刚起首——
觉新（绝望袭进他的心，凝视着她，沉痛地）现在是冬天了——
瑞珏（声音低弱而沉重）不过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逐渐闭上眼）
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封建社会无论再怎么搞，也要完蛋了。其实瑞珏的
性格并不懦弱。在那么一个社会一个家庭的环境中，叫她拍桌子吵架，那是不
可能的，她只好顺从忍受，她不得不听旧礼教。从一开始，她就极其乐观，
尽管受了各种折磨，她不懂得是因为什么，但却怀着希望。她不会反抗，甚
至不会说一句反抗的话，但临死前她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了。她是被封建制
度、封建习俗逼死的。我希望人们能够因此思索一下，能够多想一想。
有人说《家》没有接触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接触一个社会的根
本问题很难，靠一个剧本去写社会根本问题，这就更难。从创作道路上看，
应该是熟悉什么，写什么；爱什么，写什么，创作是不能有任何禁区的。我
是赞成“惟陈言之务去”的，写戏不能老是那么一条路子、一个套子，什么
东西搞久了也会变成陈言的。我当时确想创创新，但革命觉悟低，也只能写
成那样。
不过创新是好事。连古人都反对守旧的。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
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我佩服这种精神。
我的剧本的确写了不少妇女形象。你问我对妇女有什么见解，我没有什
么理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在旧社会妇女是受压迫的，男女之间太不平等，
我总觉得妇女是善良的。我和斯特林堡不一样，他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
仇视女人。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
压迫。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般说来，也是妇女来念的。在旧社会，妇
女一般要做许多家务事。生孩子、养孩子，三从四德，劳苦一生。那时，妇
女社会地位又低，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就更为可怜了。贫穷家庭中的妇女就
更惨痛了。当然妇女中也有坏的，像郭老的《屈原》中的南后那种人，这是
少数。我也写了像《北京人》中的思懿那样不可爱的女人，还有《家》里的
陈姨太、沈氏那样一些卑微人物。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
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我愿用最美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
女。
六
一个批评家评论作家的创作时，有时可以说出作家在创作时都没有想到
的东西，这是批评家的好处。他动用逻辑思维，应当而且可以看到作家创作
时所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如果作家创作时就想得那么有条有理；那么，他就
可能创作不出来了。这使我想起《孟子》上的一段故事：有一次齐宣王问孟
子，让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孟子是个很会讲话的人，他说，
如果非要我讲，他们都是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王”道的，又说，你
齐宣王是能够使百姓生活安定而统一天下的。齐宣王说，你怎么知道我能够
呢？孟子说，我听别人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有人牵着牛从你殿下走过去，
你知道它是准备受宰杀了，你就说：把它放了吧，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它
毫无罪过，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啊！孟子说，我就凭你这种好心肠就觉得你可
以统一天下了。他又借此发挥，说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术”，也就是
仁爱之道。说得齐宣王很高兴。于是齐宣王便说：“诗云：‘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夫子之谓也。”齐宣王借用《诗经》中《巧言篇》里的两句诗表
达了他的心情，意思是说，我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你这么一解释，我
就明白了。从这个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作家“有心”，批评家能够“忖度”
它。一个作家进行创作，他反映真实的生活，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在他所
描绘的社会生活中，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渗透在里边。作家反映真实的生活
也就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艺术观点。不是先有某种预定的观念，不管自己
懂不懂，消化没有消化，按照这种观念去塑造和修改许多形象，让那些形象
同政治观念去“合槽”，这样的作品搞出来也是不真实的，甚至是假的。用
马列主义观察生活研究生活是对的，但是不能用马列主义观点代替作品的主
题，主题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生活中来的。
无论是写戏，写小说，一定要有思想性。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值得研究。
譬如写一部反特权的戏，一种人物是官僚主义者，还有一批人是正面人物，
是坚持执行法制的，于是乎按正反两冲形象写成两种人物，展开两种思想的
斗争。写这样一部戏确是很费心思的，构思很困难，人物很难摆得那样恰当，
语言又要写得有鲜明的个性，布局又要匀强烈的矛盾，整个说来，剧中还要
有含蓄使人信服的道理，真是到处都是难题，如果写得不够好，生活认识不
深，那便容易落套。结尾，一方代表真理正义，一方代表反动或诸误，“正
的”压倒了“邪的”，这是社会问题剧，是针对着当前社会上存在着的其些
问题、某种现象而写的，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很需要。
有时演出来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觉得很有些道理，说出了人们想说的话。
现在的艺术民主在逐渐地发扬起来，过去写戏。批评个生产队长还可以，批
评个生产大队长就有问题，牵扯到公社领导就更成问题，牵扯到县委、省委
那就不得了了。现在，的确好多了，可以批评干部的错误，干部的堕落，甚
至是批评老干部。可以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物，表现出
我们的民主，表现出思想的解放。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文学发展的历史，研究
一下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研究一下一些伟大作家的创作道路，如果就是这
样按照社会上有什么问题，就写一个什么问题，有哪些问题就解决哪些问题，
只是这样写下去行不行？恐怕这样的文学道路反而变得狭窄了。社会问题剧
好像容易写成在最后结束时把问题解决了，好像是很解气。这样一个路子，
自然有道理，有助于社会主义，有助于四个现代化。但这只是文学创作的一
方面。我以为社会主义的文学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是一
片一望无际杂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机，天地
广阔。
可以说所有伟大作家的好作品，不是被某个狭小的社会问题限制住的。
《红楼梦》就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它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巴尔扎克
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至于屈原的《离骚》，司
马迁的《史记》等，也不是那么具体地提到某个社会问题，这些作品反映得
很深刻、很厂泛。文学反映生活，可以更广阔，更深厚的，应该看得广泛，
把整个的社会看清楚，经过深入的思索，看到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