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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乡土、思念汉元帝，悲悲切切地度过她的一生。
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这样一个戏，叫作《昭君出塞》。那种悲凉、凄
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也读过许多侍、戏曲、小说；总是引人为
王昭君叹息、落泪。
我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君变文》。说王昭君到了番邦，从未
安心，整日苦苦思念汉元帝。但是在这变文中也写到“番王”对她是很好的，
甚至亲自为她熬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戴孝。不过，在她生前
竟不为所动，结果还是抑郁而死。比较普遍的传说故事是：汉代画家毛延寿
作钦差大臣为汉元帝选美。王昭君为了父亲不受官府的伤害，毅然出面进宫。
进宫后，她不肯向毛延寿行贿，于是毛延寿便把她画得很丑；皇上又是先凭
画像选妃，因此没有选中她。直到王昭君请行去匈奴，汉元帝才看到她原来
是一位天仙般的美女。但是已经晚了。元帝懊悔不已。王昭君对元帝也是恋
恋不舍，一往情深。元曲剧作家马致远写的《汉宫秋》，是一部艺术性很高
的作品，但他笔下的王昭君也没有挣脱出笼罩在她头上的凄凉伤感的情绪。
王昭君被迫出嫁匈奴，一路留下她的泪水和哀婉的歌声，走到黑水，她投江
而死了。。。
总之，王昭君早已是我国妇孺皆知的人物。然而，这都是被歪曲了的王
昭君。
为了创作《王昭君》一剧，我两次到内蒙去。在那里，我看到王昭君的
墓。她的坟墓，又称“青冢”。包头有，呼和浩特也有。她的青冢，比岳飞
的坟还大，像一坐小丘。夏天，碧绿绿的，美得很。传说，在大雪纷飞，满
目银白的冬日里，昭君的“青冢”仍旧是青翠的，像是永远留住在草原上的
一片春光。我还听了著名的歌手马头琴大师巴杰唱的王昭君的故事，访问了
一些蒙古族老人。原来，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不仅汉族有，蒙族也有。在草
原上，王昭君也是一位人人皆知的女子。而且，她仿佛是一位仁慈的女神。
人们传说，贫苦的牧民没有羊，到青冢上面去，就可以得到羊；结婚后没有
孩子的妇女，到青冢去住一夜，第二年一定会生出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在
那里，人们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王昭君的身上。我喜爱这样的王昭君，我
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的欢悦的姑娘！因为她确实给汉和匈奴人民带
来了安宁、幸福的生活。
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她的真正的光彩。
我写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
和当时汉胡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的一生。她是有感情的女子，但绝不是那种
奴婢对帝王的感情，而是真诚的爱情。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了
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她刚毅，又温柔；她耿
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因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
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
我们敬爱的董必武同志曾经为王昭君的墓题过一首七绝。他写道：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
舞文弄墨总徒劳。”
我想，这是对二千年前汉族的美丽的女儿王昭君作出的公正的恰当的评
价。
《王昭君》剧就要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我希望这个戏，能成为
一首颂扬我国各民族团结的赞歌，献给国庆三十周年。
最近，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很受鼓舞。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又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昭君，这些新昭君不仅仅是年轻的姑娘，也有壮实的小
伙子，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们为了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奔
赴边疆了。我认为，凡是立志在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为边疆的建
设奋发努力的人，人民就送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名字——新昭君。
在人们的心中，昭君变了，变得生气勃勃，神采奕奕。人们再也不为她
流伤心的泪，而是为她唱昂扬的歌。当然，不仅是歌唱汉朝的王昭君，我们
更要歌唱今天的新昭君。
（原载《民族团结》1979 年第2 期）
简谈《雷雨》
《收获》邀我写一篇创作回忆录，题目是关于《雷雨》。我恰在生病，
只好写一篇短文来应景。
我的父亲是一个军阀官僚，但他退休很早。他虽是一个军官，但胆小，
没打过一次仗，倒经常聚集一些不得志的清客幕僚在家里吟诗赋词。他自己
也会写诗，写对联，甚至会写文言小说。他把自己的文字集在一块儿，取名
为《杂货铺》。
我的家庭是一个很不愉快，但又充满骚客词人气味的地方。我的父亲大
约自己觉得失意，因此他反对我搞什么文艺或作官，竭力主张我学医，当一
个自由职业的医生。我经过几番斗争，考了两次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都没有
考取，终于在文学艺术耳濡目染的环境中，搞了戏剧这个行业。
我搞戏应该说开始于我十五岁的时候，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我演过不少
外国戏和中国戏，读过的剧本和其他文学书籍就更多了。从我十五岁到现在，
我一直没离开话剧事业。我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演戏，我想：还是写剧本吧。
我也翻译过一点外国剧本，很获教益，因此翻译比读和演更能深入地学得它
的妙处。
我写《雷雨》有一段酝酿过程。我刚读完南开中学，便立志想写《雷雨》
这一类的剧本，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已经看到了一些像繁漪和周朴园
这样的人物。《雷雨》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影子，但又不是一个人，而
是集中了很多人物的特点，再加以我的创造。我写剧本有时是从头到尾按顺
序写的，如《日出》。但《雷雨》不是这样，我先写的是最吸引我的一些片
段：如第三幕四凤对母亲发誓和以后周萍推窗进入四凤卧室的戏，又如第一
幕中喝药以及第二幕鲁侍萍和周朴园相认的戏。后来如何穿插，又费了一番
思考，才组织成这样一个剧本。其实动笔写的时间倒并不多，连反复修改，
不过七八个月。
我记得写的时候，就在清华大学旧图书馆的杂志室里，白天晚上就在一
个座位上，完全忘记了学校上课的钟声。我当时感到创作是非常快乐的，而
不是皱着眉头硬挤的苦事，因为找材料，搞结构，组织大纲这些苦事已经过
去了，而且那些人物已经活生生地在我的脑中转。
写完之后，我喘了一口长气，仿佛四五年朝思暮想的心事终于完了。但
我并不怎么想发表，就把稿子交给了我童年的朋友章靳以，那时他正在编《文
学季刊》。靳以是我在南开初中时的同学，我们的友谊多年没有断过。我在
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把巴金介绍给我，那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文坛上赫赫有名
了，尤其是巴金，其实他们那时和我一样，还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已金
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在北海三座门租了一个小院子，我在学校没事
时也常去坐坐，我记得在座的还有沈从文、卞之琳等，我则是一个不知名的
爱好文艺的青年。
那时靳以和郑振铎在编辑《文学季刊》，他们担任主编，巴金是个编委，
还有冰心和别人。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接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这个剧
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
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剧本就在《文
学季刊》第三期上刊载了。我始终感谢巴金和靳以这两位把我引进中国剧作
者行列的编辑。不仅是我，他们发现的有前途的青年作者是不少的。他们不
但选稿，还亲自校对，我记得《雷雨》的稿子就是巴金亲自校对的。我知道
靳以也做了极好的编辑工作。
《雷雨》后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反应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曾经说过我
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当时我对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诗是一种超
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我自己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要求，非这样写不
可。评论家们说我写这个剧本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指导着我，我当时还不大
领会。后来我才渐渐懂得，无论写什么，一个作家总逃不脱时代精神的影响，
或者是反映了时代精神，或者是反对时代精神，跟着时代前进的就是进步的。
巴金对我说过：“《雷雨》是一部不但可以演，也可以读的作品。”他
的这句话是说中了我的本意的。我写这个戏确实不但想着看戏的观众，也是
想着看不到演出的读者的。《雷雨》发表后，成为许多人谈论的一个题目，
这又成了我思想上的负担，很怕今后再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个人总希望下
一部作品和上一部不雷同，人物各有特色，不要同样的人物换一身衣服又出
现在舞台上。在《雷雨》以后，我又写了一些剧本，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自
己也很难说。
关于我创作《雷雨》的经过，当然还有许多闲话可聊，但由于眼前时间
和精力的限制，就写到这里吧。
（原载《收获》1979 年第2 期）
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
写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还要有“剧”。
如果没有戏剧性，别人就会打瞌睡，这个“剧”字，就难了。这里，我谈谈
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问题。这个戏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那是一九六○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
这是从蒙汉人联姻的问题谈起的。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
说到有个王昭君，周总理就指着我说：“曹禺，你快写！”要我写个王昭君
的剧本。
后来，我到内蒙去了两次，看到了两个王昭君的墓，听了著名的马头琴
大师巴杰等弹唱的关于王昭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