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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资产，以社会大众的反应来看，目的达到了。
第二步的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寻找规律性…在其他改革问题上寻找相同的规律，例如教改和医改。我竟然发现惊人的类似性。例如教改图利大学，而改革成本由最贫穷的农村子弟负担，医改图利民营医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病人负担。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数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大家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小康社会？那绝对不是人均GDP多少美元就能说明问题，而应该是老百姓能住房，能看病，能上学，以及能够退休养老。可是现时第二阶段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了，医改之后看不起病了，教改之后小孩上不起学了，国企改革之后竟然被迫下岗，不但吃不起饭，甚至无法退休了你叫老百姓怎么想得通，怎么能接受。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最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被完全破坏殆尽。举例而言，国企改革之中，总有人强调“东西是自己的才做得好”这类糊涂逻辑，这是不是表示民企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不做好呢？那我们的民营企业又要如何发展呢？推而广之，政府也不是政府官员个人的，那么是不是政府官员就可以做不好呢？此外，如果我们接受了荒谬的“冰棍理论”，那么做得好的国企老总什么都得不到，做的坏的国企老总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伦理判断和是非标准吗？道德伦理是非标准迅速沦丧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土壤变坏了，人性变质了，社会变贪婪了，这种荒谬的土壤能培养出好干部，好企业吗？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我想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那就是应该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改善这个我们所深爱的土壤。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在此我呼吁全社会包括行行业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放弃门户之见，以及个人的虚荣心，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共同为营造谐和的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献计献策，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民族，为国家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进而和谐的社会土壤。又因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需长期努力的大任务，只有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为之。而绝不能对于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违背良知，徒增社会大众反感。
2006/12/09
我们这个民族是追求卓越的民族
2005…01…04 郎咸平
郎咸平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节选自南方周末
自击双面郎咸平：“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记者：截至2004年12月5日下午4时，您在2004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网上评选中获得投票数4142票，有17。82％的网民把票投给您，目前您获得的票数仅次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他目前获得28％的选票。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投票结果？
郎咸平：我想李金华和我本人在民众形象中都是敢言，敢批评，他还比我多一步，敢做，并且他以政府公职的身份，能够如此公正地去查案并且敢披露出来，很有勇气。他排在我前面，是实至名归，网民还是比较公正的。
他当选的话，我觉得不是他个人的成功与否，而是整个社会的成功，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偏向他这样的人，而不是偏向哪个有钱人、偏向影视歌星，说明我们的社会一点都不肤浅。当然我自己不好讲我自己，我所以能受网民的支持，也是一样，也是在这么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我敢讲，根据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对些产权流失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一些企业想告我，比如格林柯尔之类，但是我毫无畏惧，因为我的思维很简单，就是要保护国有财产，保护中小股民。
看目前的这个榜单，可以感觉出来，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这个社会需要公正。这个社会需要揭露腐败。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社会。
记者：您在2004年8月9日，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后，引发了一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至今仍余波未了。一直有批评说，“学者不能去迎合大众的心理情绪”，您接受这种批评吗？
郎咸平：我本人做这件事的目的，绝不是像某些专家学者说的那样，是为了哗众取宠，是为了媒体追捧，或者是为了讨好谁来做的。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政府会有什么反应，更不知道这些被我批评的利益团体会有什么反应，我是在一个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把研究结果公布给社会大众。我的贡献其实很小，我只做了这么点事，事后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
我相信李金华做这么多事、揭露这么多腐败的案子也不是为了媒体来吹捧他。这是一个政府官员以及一个学者对国家的信托责任，这是该做的事情，很多人没有做，所以我们显得很特别，实际上一点都不特别。
假如社会多几个这样的人，你不觉得社会会有更强烈的正义感吗？你不觉得社会会更公正吗？这个社会的腐败能够受到更多的监督吗？
记者：我们发现，不但是网民和一些经济学家、企业家对你的评价有很大差别，而且媒体和媒体之间做的年度人物榜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在一些媒体的年度人物评选中第一轮您就被淘汰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您失望吗？
郎咸平：有很多记者愤愤不平打电话给我，要我对落选发表看法，我不发表谈话。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只是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是以全民利益为主体，为了这个目标你肯定得罪很多利益团体，假如我有丝毫动摇的话，我有丝毫别的考虑的话，甚至我很在乎别人怎么想我的话，可能我的所作所为就失去了一个准则，失去了原则，反而得不到大家尊敬。
“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记者：到底有没有失望？您仍然坚持您最初提出的观点吗？您有没有动摇过？
郎咸平：我刚才讲，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从2001年到大陆发言来，现在你回头你看我的东西，都是非常一致的，绝对没有东摇西摆的，那么这个目标到现在什么结果呢？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某一些工商企业，对我相当有意见，那有意见就有意见喽！
他们的意见给大家造成了混淆，但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数据，在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发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结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体给我什么好的坏的评价。我只是尽了责任———我一再强调一个学者对国家社会的信托责任，如果到现在我还在乎别人的看法，那我太失败了！我从来没有在乎过。
记者：事实上有很大反应，对这样的反应你有没有感到压力？
郎咸平：我感到吃惊。
记者：你感到吃惊？郎咸平：对。因为我（沉默片刻），通过这件事情，我……我阅读最仔细的是网民的评价，因为我发现社会大众，姑且以网民为代表的话，他们发表的言论居然是如此精辟，这是我非常意外的。甚至别人在对我作批评的时候，网民的意见非常说明问题，对我的理论也非常理解。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整个产权改革大讨论，从开始到现在，包括你们的这个评选，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反腐败，绝对的卓越，这是我最大的感触。
记者：有人认为网民意见是盲动的……
郎咸平：（打断）这个说法我听过了，我跟你讲啊，这不由我们来说了算，历史会给出分析。
至于别人怎么说我，我从来不回应的，为什么不回应，因为我自己批评过别人，所以我一定要容许别人批评我。所以我在产权改革大讨论开始时候有些发言，中期我就不发言了，很多人提出别的意见来批评我，我觉得很好，这是个互动。
记者：您对强烈的批评介意吗？
郎咸平：坦白讲。我的真心话，我一点不介意，产权改革讨论本身就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至于你用什么方式，那是可以修正的，可能有些人谈话非常缓和，有些人谈话非常激烈，这是我不能要求的。是不是？你得给他余地，他缓和也好，他激烈也好，你得给他一个余地，他这是在反馈，我个人也在学习，我渴望与人互动，我在学习，他们也在学习，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学者在参与讨论。下次讨论我们会更成熟，说不定更能就事论事，但我们不能要求说一开始就能就事论事。虽然我刚才讲，一开始你会往其他方面走，或者是对个人方面提出很多批评，我强调这只是开始，经过这次互动后，将来我们的讨论会更成熟，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习。
我想这次讨论会为将来立下很好的典范。记者：学术方面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郎咸平：学术方面，后期很多人提出新的思维。比如北大的一个前校长提到东欧的改革问题，这些都非常好，后期慢慢都出现，讨论慢慢转到正途来，讨论也比较有重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开始比较乱，凌乱，后来经过学习，磨合，大家慢慢能够有比较良好的互动。
记者：这场讨论到现在，您现在对您的观点有补充、修正或改变吗？
郎咸平：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