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大中心，国内的闲置资本通过这个中心，就由不能有利地使用它的地方，转移到需要它的地方去；这种情形适用于国内各地区，也适用于处境与此相似的个人。这种业务原来几乎仅限于凭银行认为适合的抵押品来进行借贷。但是，随着国内资本的迅速增加，以及因银行的设立而带来的资本的日益节约，这种贴现公司所支配的基金已经变得很大，以致它们最初以栈单，后来以提单为担保来发放贷款。这种提单所代表的，是一种根本还没有到达的产品，虽然有时（即使不是经常地）以这种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已经开给商品经纪人了。这种做法立即改变了英国商业的全部性质。伦巴特街这样提供的便利，大大加强了明辛街商品经纪人的地位；商品经纪人又把全部好处给予进口商人，后者已经十分广泛地享用这些好处，如果在二十五年前，凭提单甚至栈单为担保去借款，就会使一个商人的信用破产，但是近年来这种做法已经十分普遍，以致人们已经把它看作一种常规，而再不象二十五年前那样把它看作罕见的例外了。这个制度已经广泛推行，以致伦巴特街的巨额贷款，是凭那些以远方殖民地尚在生长中的农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发放的。这种便利的结果是，进口商人扩大他们的国外营业，把他们以前营业用的（流动性）资本投放在最不可靠的部门，即他们不大可能或完全不能控制的殖民地种植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信用的直接锁链。在我国农业地区，积累的资本，作为小额存款存放在地方银行，并且集中在伦巴特街供人利用。但是，它首先被用来为我国各工矿地区的银行的汇票进行再贴现，以此扩大这些地区的营业；其次是被用来发放以栈单和提单为担保的贷款，为外国产品的进口提供更大的便利，使那些经营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商行的‘合法’商人资本能够游离出来，从而用到海外种植园这种最不可靠的投资部门去。”（《经济学家》1847年第1334页）
这就是信用的“美妙的”交错联系。农村的存款人以为自己只是在他的银行家那里存款，并且以为银行家贷款，总是贷给银行家所认识的个人。他决没有想到，这个银行家会把他的存款交给伦564敦一个汇票经纪人去支配，对于这个经纪人的交易，他们两个都丝毫也不能控制。
我们已经看到，象铁路建筑那样大的公共企业，因为股东所缴纳的款项在实际使用前总会有一段时间留在银行手里，由银行支配，所以也能暂时使借贷资本增加。
但是，借贷资本的量和通货的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通货的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个量的一部分，构成银行的数量不断变动的准备金。
“1857年11月12日＜1844年银行法暂停执行的日期＞，英格兰银行包括一切分行在内的准备金总额，只有580751镑；同时存款额为2250万镑，其中约有650万镑为伦敦各银行家所有。”（银行法，1858年第LVII页）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利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通过商业信用以商品形式贷给再生产当事人自己的。
但是，这种借贷货币资本的量，终究不同于流通货币的量，并且是不以后者为转移的。
例如，如果20镑每天贷出五次，那末就有100镑的货币资本被贷出，这同时还意味着这20镑至少已经四次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因为，如果没有购买和支付作为媒介，它就不会565至少四次代表资本的转化形式（商品，其中也包括劳动力），从而不会构成一个100镑的资本，而只会构成五次各20镑的债权。
在信用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借贷货币资本，都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贷款人手里。这个假定至少对整个营业来说是适用的。此外，在营业兴旺时期，在真正的投机尚未盛行之前，由于信用容易取得，信任日益增长，所以流通职能的大部分，则由简单的信用转移来执行，而无须金属货币或纸币介入。
在流通手段量较小时，是否就能有巨额存款，仅仅取决于：
1．同一货币所完成的购买和支付的次数；
2．同一货币作为存款流回银行的次数。它反复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是通过它重新转化为存款来完成的。例如，一个零售商每周把货币100镑存到银行家那里去；银行家用它来支付工厂主存款的一部分；工厂主把它支付给工人；工人把它付给零售商；零售商重新把它存入银行。因此，零售商存入的100镑，第一，是用来支付工厂主的存款，第二，是用来支付给工人，第三，是用来支付给零售商自己，第四，是用来作为这个零售商的货币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存入银行；所以，经过二十周后，如果他自己没有动用这笔存款，他就已经用这100镑在银行家那里存入2000镑了。
这个货币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闲置不用，只有从银行准备金的流入和流出中才能看出。因此，1857年任英格兰银行总裁的魏格林先生得出结论说，英格兰银行的金是“唯一的”准备资本：
（第1258号）“照我看来，贴现率事实上决定于国内现有的闲置资本的总额。闲置资本的总额，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这种准备金事实上就是金准备。因此，当金流出时，就会使国内的闲置资本的总额减少，从而使566余下的部分的价值提高。”——（第1364号）＇纽马奇：＇“英格兰银行的金准备，实际上是国内整个营业借以进行的中央准备或现金贮藏……经常影响这种贮藏或准备的是外汇率。”（《银行法报告》1857年）
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可以说明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积累的规模。这些统计材料不断表明，对于英国工业的以十年为一周期的发展时期（1815—1870年）来说，前一个繁荣时期在危机以前的最高点，每次都作为下一个繁荣时期的最低点而再现出来，然后又上升到一个高得多的新的最高点。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在繁荣的1824年，出口产品的实际价值或申报价值是40396300镑。1825年发生危机，出口总额降到这个数额以下，每年在3500万镑到3900万镑之间波动。1834年再度繁荣，出口总额超过了以前的最高水平，达到41649191镑，在1836年达到新的最高点53368571镑。1837年，出口总额又降到4200万镑，以致新的最低点已经高于旧的最高点，然后在5000万镑到5300万镑之间波动。1844年恢复繁荣，出口总额增加到5850万镑，已远远超过1836年的最高点。1845年出口总额达到60111082镑；随后在1846年下降到5700多万镑，1847年约为5900万镑，1848年约为5300万镑，1849年增加到6350万镑，1853年约为9900万镑，1854年为9700万镑，1855年为9450万镑，1856年约为11600万镑，1857年达到最高点，为12200万镑。1858年出口总额下降到11600万镑，但1859年增加到13000万镑，1860年约为13600万镑，1861年仅为12500万镑（在这里，新的最低点再一次高于以前的最高点），1863年为14650万镑。
当然，在标志市场扩大的进口方面，也可以举出同样的情况；567但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只是生产的规模。｛不言而喻，以上所述，对英国来说，只适用于它实际上占工业垄断地位的时期。但在世界市场还在扩大的时候，虫上所述，对于拥有现代大工业的所有国家来说也是适用的。——弗·恩·｝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资本的积累，既不是商业信用活动发生停滞的表现，也不是实际流通手段或再生产当事人的准备资本的节约的表现。
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货币资本的积累，还可以由于金的异乎寻常的流入而发生，例如1852年和1853年，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新金矿的发现，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这种金被存入英格兰银行。存金人由此取去了银行券，但没有把这些银行券直接再存到银行家那里去。因此，流通手段异常地增加了。（魏格林的证词，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1329号）银行企图通过把贴现率减低到2％的办法，来利用这种存金。积存在银行的金量，在1853年的六个月内，增加到2200—2300万镑。
不言而喻，一切发放贷款的资本家进行的积累，总是直接以货币形式进行的积累，但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进行的现实积累，通常要由再生产中的资本本身的各种要素的增加来实现。因此，只是信用事业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异常集中，就必然会使借贷资本的积累，作为一个和现实积累不同的形式568加速进行。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因为它是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而构成这种货币资本家的积累源泉的利润，只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同时也是对别人储蓄所得的利息的一部分的占有）。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我们已经看到，在工业周期的各个不利阶段，利息率能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暂时把一些情况特别不好的营业部门的利润全部吞掉。同时，国家证券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价格则会下降。这正是货币资本家大量购进这种贬值的证券的时机，而这种证券的价格，在以后的阶段，很快又恢复并超过它的正常水平。那时，它又被卖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