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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站在坦迪自带的保镖、美国大使的保镖以及荷兰政府派去的护卫中间，“看上去就像整个餐馆的人都站起来和我们一起离开——几乎没有人留下来！”达柯森说，“更有趣的是我们的卫生部长，他是唯一一个可能被人认出来的人，却没有带任何保镖。他是骑着自行车来的！” 晚餐后，达柯森说，“我们大队人马到中央广场去散步”，那是荷兰国家假期女王日的黄昏，整个广场到处是年轻人，他们的穿着放荡不羁，吸着大麻，那些同性恋者在街道上当众接吻。“美国的部长被如此多的保镖簇拥着在街道上横冲直撞，人们非常愤怒，我们只好说‘算了，咱们回家吧’。”这就是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试图与民同乐的情景。算了，咱们回家吧。 我的一个在欧洲担任了几任外交官的朋友总结这种趋势说：“从表面上看我们更安全了，但是实质上是我们失去了人和人之间的接触，这使得我们无法和精英阶层外的人产生互动，我们的工作也变得无趣。有一天你也许会去克利夫兰，透过一扇防弹玻璃的窗户看这个世界。”毫无疑问，即使我们每盖一个章都收1 000美元的费用，即使我们要他们提供牙齿的X线照片，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还是会在美国大使馆外排着队申请签证。但是也有些人，特别是年轻的欧洲人，会多考虑一下，因为他们不想那么麻烦，更不喜欢提供自己的指纹。美国旅游行业协会的总裁和CEO道乌（Roger Dow）告诉我，尽管美元持续疲软，对持有欧元或日元的外国人而言，美国境内所有的东西都像是在贱卖，根据他的机构估计，从9？11到2007年止美国仍然流失了几百万游客。“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在流失客流，这在当今世界闻所未闻。”道乌说。在2004～2005年度美国到访的商务客流下降了10％，与此同时流向欧洲的商务客流却上升了8％。旅游业2007年“发现美国伙伴”（Discover America Partnership）项目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入关程序“制造紧张空气，使得外国商人和游客不再选择到美国来，这也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形象”。 当然，我们需要更精良的机场安检设备，也需要更加安全的海外使馆，我们有真正的敌人需要面对。9？11的确给纽约和我们的首都造成了惨痛的、不可估量的损失，让西方和宗教激进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新的威胁还在不断显现，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要应对这些挑战。然而我们有没有过度反应呢？也许吧。我永远无法对一个连老奶奶的轮椅都要扫描的金属探测器习以为常。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我担心的不是机场的扫描仪和金属探测器。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美国人过度关注9？11却忽视了9？12。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富有远见卓识，坚持走下来了呢？没有。国会要求的275英里每加仑的目标于1985年完成后，里根总统不仅没有继续提高油耗标准以减少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反而在1986年的时候倒退到26英里每加仑的标准。里根大幅削减卡特总统关于替代能源项目的预算，尤其是刚刚成立的太阳能研究所（Solar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它的4个区域性研究中心。里根的白宫还和国会联合起来否决了太阳能和风能研发的税收激励机制，原来由纳税人资助的几个此类公司和它们的技术最后居然被日本人和欧洲人买走，成了帮助这些国家研发可再生能源的有利基础。里根竟然把卡特安在白宫屋顶上的太阳能板也给拆下来了。 这些太阳能板最后给了缅因州的一所大学，后来在网上拍卖中被收藏爱好者买走。美联社（2004年10月28日）的一篇报道写道：“这32块太阳能板是在我们国家惨遭阿拉伯石油禁运打击的时候被安装在白宫的屋顶上的。根据白宫历史委员会的说法，当时国家号召全国的节能运动，为了给全国做出表率，卡特总统在1979年下令使用这些太阳能板。它们被安装在白宫西翼的屋顶上。随着能源危机结束以及人们对依赖外国石油的担心逐渐消退，里根总统在1986年拆除了它们。” 里根政府采取降低能耗标准政策的时候，显然认为自己是在努力推进汽车工业和国内石油工业的发展，然而这项政策却导致美国重新依赖进口石油。当里根政府致力于打垮前苏联的同时，他们的政策也造成了我们目前对沙特阿拉伯的高度依赖。 里根执政时期是环境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在很久以前华盛顿曾有过两党共同关注环境问题的时期。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环保法案，法案涉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有毒废料等问题。但是里根改变了这一切。他不仅反对政府干涉太多，更特别反对环保法规。里根和他的内政部长瓦特（Janes Watt）把环保法规变成政党空前对立、正反意见空前两极化的焦点。从那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观。唯一值得一提的例外是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PShultz）的团队积极参与的关于破坏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那是一个划时代的国际协议，协议的主旨是保护臭氧层以使地球免遭紫外线辐射的伤害。 1989年，老布什政府把油耗标准再次调回到1985年的水平，275英里每加仑，他们在制定标准、制定可再生能源的税收减免政策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老布什政府还将太阳能研究所的级别提升为国家级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研究实验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但是，随着老布什从萨达姆手中解放科威特，油价应声回落，他就再也没有做过什么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性的努力。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也曾致力于提高油耗标准，一开始仅仅是针对轻型卡车。为了阻挠该进程，国会在密歇根议会代表团——一个由三大汽车厂商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资助的机构——的推动下装聋作哑，无所作为。让人愤慨的是，国会在1996~2001财政年度对交通部拨款法案中增加了一条拨款条款，明确禁止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部（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将拨款用于任何有关美国轿车和卡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制定的行为，从而冻结了整个进程。可以想象吗？国会强力地制止了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部在提高美国车辆油耗标准方面作出任何努力！ 情况直到2003年才出现了一丝转机，小布什总统上台后对轻型卡车的油耗标准做了一些微调。2003年连中国都赶超到美国前面去了，他们公布的新轿车、货车和SUV的燃油经济性指标“比美国2005年的标准高出2英里每加仑，比2008年的标准高出5英里每加仑”（《纽约时报》，2003年11月18日）。2007年底，在美国国会将油耗指标提高到275英里每加仑的32年后，美国人才开始重新审定他们的标准，根据规定，在2020年以前，也就是12年以后，美国的标准将被提高到32英里每加仑，约相当于欧洲和日本人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 佩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销售的轿车和卡车的平均油耗比10年前的水平还要低1英里每加仑汽油”。 所有这一切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燃油消费，也左右着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据美国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负责人、实验物理学家罗文斯（Amory Lovins）的说法，如果我们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延续着1976～1985年节约燃油的政策和幅度，大幅度降低的油耗将使我们在1985年后摆脱对波斯湾原油的依赖。“里根在燃油经济性指标上开倒车，”罗文斯说，“就相当于少发现1个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储藏量，意味着这些石油储量都被浪费了。” 与此同时，1979年在三哩岛发生的核电厂事故结束了美国发展核能工业的一切希望。此后底特律开始生产SUV并且成功游说政府将这款车定义为轻型卡车，这样就不必遵守275英里每加仑燃油的油耗标准，而是使用207英里每加仑的标准。于是，我们对油的依赖性就更强了。当我问通用汽车的主席和CEO瓦格纳（Rick Wagoner），他的公司为什么不制造更省油的车时，他告诉我的是标准答案：通用汽车公司无法限制消费者应该买什么车，所以“我们根据市场需要造车”，他说。如果人们喜欢SUV或者悍马，你就必须生产SUV或者悍马。
不过底特律总裁永远不会告诉你，大众喜欢SUV和悍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底特律和石油工业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游说国会，不要提高汽油税，这种税本来可以引导大众对不同的车型产生需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普遍征收高额的燃油税，根据引擎的大小征收的税率有不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提高。你猜怎么着？欧洲人追求越来越小的车。美国对燃油和引擎大小征收的税不高，因此美国人不断追求越来越大的车。石油大亨和汽车大亨运用他们在华盛顿的权力运作塑造市场，以便让大众想要的车型耗油最多，给有关公司带来最大的效益，而我们的国会对此从不干预，国会被收买了。 那是大量消耗的年代——两党因为特殊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结成了同盟，这种事就发生在你家附近的加油站。民主党支持汽车公司和他们的团体，共和党支持石油企业。而代表广大国家利益的团体则被边缘化，被嘲笑为生态边缘人。这就是我说的“选择性失语”。当1973年石油禁运事件发生后，大众受到波及。那时人们必须排队购油，这才压过石油和汽车业的说客们根深蒂固的利益。就在那一会儿——真的，就在那一会儿，当人们的注意力一转移，那些说客们又活跃在国会的衣帽间，分发政治献金，根据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发号施令。对通用汽车好的政策不一定就对美国好，但是无论民主党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