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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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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机构都被普金大口吞掉。或者，就像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世界领导人所说，“当油价每桶20美元时，普京获得了20％的国民选票；而当油价每桶100美元时，他得到了俄罗斯人民100％的支持！”当1997年油价跌破每桶20美元时，呼吁“文明对话”的改革派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ed Khatami）当选为伊朗新总统。而在2005年，当油价变成60～70美元1桶时，伊朗又推选以“大屠杀只是个神话”为口号的穆罕默德？内贾德（Mohammed Ahmadinejad）作为总统。 “我向你保证，”我对纳伊姆说，“在油价每桶20美元的水平上，大屠杀不会仅仅只是一个神话。”纳伊姆拿着这块餐巾回到他的办公室与他的职员讨论。1个小时后，他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就餐巾上的内容为《外交政策》杂志写一篇文章。我照做了，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2006年5、6月份的那一期上。 图中，我把一条轴线设为自1979年以来的全球平均原油价格，另一条轴则设为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和尼日利亚等国的经济和政治自由扩张的速度这是参考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自由度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和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度的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Report）而设的。其中自由度的指标包括自由公平选举制度的普及程度、报纸的开放程度、擅自逮捕发生的次数、议会中改革派的人数、经济改革项目的开展情况、公司私有化和公司国有化的程度等（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这不是通过科学实验室得出的结果，因为社会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程度的高低永远不可能量化或相互转变）。以下显示的就是该图： 虽然图中表示的关系比较粗糙，但足以说明石油政治的第一法则。该法则就是：在石油资源丰富的石油主义国家，油价和自由化的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如果全球原油的平均价格上涨，那就会抑制更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政府组织的透明度、司法的独立性、国家社会法治、独立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形成。这种相反的趋势也表现在，油价越高，石油主义国家领导人越不在乎世界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建设国内安全力量、拉拢对手、收买选票或公众的支持，甚至违背国际惯例。 根据石油政治的第一法则，我们也可以预测，较低的油价意味着较快的自由化速度：因为石油主义国家会被迫向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局和社会转变。这个社会将更加透明、更关注来自外界的反对声音、同外界进行更广泛的相互往来、更重视法律和教育系统的建设、最大程度开发其国民的能力（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以应对各种竞争、设立新的公司来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自然而然，原油价格越低，石油主义国家领导人也会越在意外界对他们的评价。 我将石油主义国家（其国内制度不健全）定义为：出口和政府收入都高度依赖石油生产的独裁国家。几乎所有石油主义国家都是在建立健全透明的政府制度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石油财富。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石油主义国家包括：安哥拉、加蓬、尼日利亚、伊朗、俄罗斯、埃及、哈萨克斯坦、科威特、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赤道几内亚、苏丹、缅甸和沙特阿拉伯。还有些国家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在石油开采之前就已经有了完善的民主体制和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如挪威、美国、丹麦和英国这些国家不受石油政治第一法则的影响。 以图中所示的4个石油主义国家为例，1990年油价下降，这4个国家的竞争力、透明度、政治参与度和官员问责制都呈上升趋势衡量指标包括自由选举的次数、新闻开放度、选举制改革、已经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项目数量和公司的私有化程度。但是当2000年油价高涨之后，这些国家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的公平度、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成立的自由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在像巴林这样的国家里，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现实，他们在逐渐耗尽他们的石油的过程中也将其作为一个推进国内改革的平台。但自2006年开始迅速上涨的油价却是一个问题，它迫使巴林的改革者改变了论调，阿勒哈利发（Sheikh Mohammed bin Essa AlKhalifa）是由国家任命的巴林经济发展局首席执行官，他告诉我：“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改革从原来的‘必须’变成了‘愿望’。”这一观点现在更难被接受了。虽然100美元1桶的石油并没有阻止巴林的改革进程，“但它的的确确减缓了改革的速度”。而且议会也不再急于批准提高竞争开放度和减少政府干预等法案。 伊朗：国际贸易自由度和原油价格 资料来源：《世界能源统计2005》（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和国际能源机构（IEA）；弗雷泽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俄罗斯：自由之家的“转型国家”排名和原油价格 资料来源：《世界能源统计2005》（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和国际能源机构（IEA）；自由之家《转型国家调查》（Nations in Transit）。 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来说可能是件坏事。这种现象被称为“荷兰病”或“资源的诅咒”。“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禀赋改变了工业化进程的方向。20世纪60年代初，当荷兰在北海海域发现了大量天然气后，这个词首次出现。患病国家的症状是：石油、黄金、天然气、钻石或其他一些自然资源的发现使得资金突然大量涌入该国，造成该国汇率上升。强势的本国货币提高了该国产品在国外的价格，削弱了该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却使得进口产品变得非常便宜。富裕的本国人民开始无节制地购买相对便宜的进口产品，这就挤压了国内制造部门，于是该国的工业化进程受阻。 委内瑞拉：自由之家“世界自由度调查”的排名和原油价格 资料来源：《世界能源统计2005》和国际能源机构（IEA）；自由之家《世界自由度报告2005》。 “资源的诅咒”也是指同样的经济现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使一国不再把政治、投资和教育作为优先目标，一切都围绕着谁能掌握资源以及谁能从这些资源中获得多少财富而运转。石油主义国家的民众常常误解发展这一概念，他们会认为国家如此贫穷，但国家领导人或其他一些集团却如此富有的原因不是因为国家在推进教育、改革、法治建设和创业上的失败，而是因为一些人盗窃了石油并剥夺了本该属于民众的石油利润。事实上，他们是正确的，的确有人在盗窃石油。但人们会误以为，为了将来的繁荣，他们所要做的是制止那些盗窃行为，而不需要踏踏实实地建立一个以良好的教育、法治、制度和创业精神为基础的社会。 0尼日利亚：法律系统、所有权和原油价格 来源：《世界能源统计2005》和国际能源机构（IEA）；弗雷泽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 “如果尼日利亚没有石油，那么整个政治方程式将完全不同，”2006年3月尼日利亚人权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恩万科沃（Clement Nwankwo）在访问华盛顿时对我说，“石油收入不会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会发展起来，民营企业会变得更加重要，人们也会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恩万科沃的话让我想起有一次我与一位西化了的伊朗女记者在德黑兰散步时她曾对我说：“如果我们没有石油，那现在的我们应该与日本不相上下。” 1石油政治第一法则虽提出了上述论点，但同时也考虑到了石油和政治之间更深一层的关系认为石油主义国家过剩的石油利润不仅对国内的民主有大范围的消极影响，对石油的实际价格也同样如此。石油的实际价格与民主化的成长或退步，也有些大致的关联。 我所知道的对这种关联性产生原因最精辟的分析来自一个研究报告《石油阻碍民主了吗？》（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作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家罗斯（Michael LRoss），刊登于2001年4月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罗斯在文章中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石油出口和大范围民主不能同时存在。他在对113个国家1971～1997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了结论：“如果一个国家依赖于石油或矿产出口，那么这两者都会削弱该国的民主，而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却不会有这种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只局限于阿拉伯半岛、中东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不只局限于小国。” 罗斯的研究详细说明了过剩石油财富如何妨碍民主增长，这一作用机制在我看来十分有用。首先，他认为存在“税收效应”。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政府倾向于动用自己的收入“减轻社会压力，否则这些压力将使他们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这样理解这种税收传导机制：美国革命的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能征税”，而独裁的石油国政府的口号是“没有征税因此就没有代表权”。有石油支撑的政府不需要依靠向人民征税来获得收入，因为他们只需要钻油井并运到国外销售即可，他们因而也不需要倾听本国民众和代表的意愿。 罗斯认为石油抑制民主化进程的第二个机制是“支出效应”。石油财富支撑起更大规模的赞助性支出，这就减轻了民主化的压力。第三个机制是“集团形成效应”。当石油收入向一个非民主的也就是脆弱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现金横财时，“政府将会尽一切力量来阻止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团体的形成。”罗斯写道。此外，他认为过多的石油收入还会产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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