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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计入公共卫生活动、州和地方在医院、精神病院以及类似的方面所花费的费用。
在美国大约有57000000个消费单位（独自生活的个人和家庭）。如果把1961
年的 330
亿美元的开支以单纯的现款津贴发放，那末就可以发给最低收入的10％的消费单位，每单位几乎为6000美元。这种津贴将会提高它们的收入，使它超过美国所有单位的平均数。换言之，这些开支将会向最低收入的20％的消费单位发放每单位几乎为3000美元的津贴。即使我们同意新政派人士喜欢称之为三分之一的人营养不好、住房不好和衣着不好的说法，1961年的开支也会向每个消费单位发放几乎为2000美元的津贴。这个数字大致是经过物价水平调整以后的三十年代中期三分之二高薪和三分之一低薪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今天，经过物价水平调整以后，少于八分之一的消费单位具有象三十年代中期最低三分之一人那样的收入。
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比“减轻贫穷”的字眼所能容许的要远为奢华的方案，即使我们以相当松散的意义解释这个名词的话。如果执行一个补充收入最低的20％消费单位的收入的方案，使它们的收入达到比它们高的收入的最低水平，那末，该方案的费用少于我们现在花费的一半。
所建议的负所得税的主要缺点是它的政治含意。它建立了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对某些人施加赋税来津贴其他人。可以设想，这些其他人是有选举权的。总是会存在着那种危险，即：它不是成为绝大多数人愿意给他们自己施加赋税来帮助不幸的少数的安排，而是相反地被转变为一种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不同意的少数人身上施加的赋税。由于这一建议使这个过程如此明确，上述危险或许要大于其他措施的危险。除非依赖于选民的自我克制和良好愿望，我看不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1914年迪赛在一个相应的问题——英国的老年退休金——上写道：“有见识的和仁慈的人很可能要问自己，英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会从制订一个法令中得到好处。该法令规定：以老年退休金的形式来领取贫穷救济并不和保持选举议员的权利发生冲突。”
关于迪赛的问题，从英国的经验所得到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必须认为是不肯定的。英国确实是走向普选权，而并没有取消领取养老金的人或其他接受国家援助的人的选举权利。也存在着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对一部分人的赋税的大量增加。这些税收肯定可以被看作为阻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甚至于对那些把自己看作是接受救济的人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好处。但是，这些措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毁坏英国的自由或它的主要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选民们想逆转潮流和实施自我克制的一些迹象。
……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在一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念；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信念。每个人都有得到自由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权利。正是因为人们是不相同的：因此，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愿意用他的自由来做不同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比另一个人对许多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般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因此，自由主义者在一方面会严格区别均等权利和均等机会，而另一方面，严格区别物质的均等或成果的均等。他可能欢迎自由社会迄今比任何其他社会趋于具有更多的物质的均等这一事实。但是，他会把它看作为自由社会的合乎理想的副产品之一，而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他将欢迎既促进自由又促进均等的措施——如消除垄断权力和改善市场运转的措施。他将把旨在于帮助较不幸的人的私人慈善行为看作为正确使用自由的一个例子。他可能赞成国家对改善贫穷而采取的行动看作为社会大多数人能达到一个共同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然而，他这样做时会感到遗憾，因为，必须使用强制的手段来代替自愿的手段。
均等主义者也会走得这样远。但是他会走得更远。他会为取自某些人来给与其他人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把这一行动当作为“某些人”能够达到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而是把“公正”当作为辩护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均等显然与自由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加以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既是均等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
第十三章
结论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美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到说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妨碍经济繁荣、从而妨碍自由的不良的制度，并且认为，未来的希望在于政治当局对经济事务进行较大程度的人为控制。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并不是由于任何实际的集体主义社会的例子，虽然这种转变无疑地系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对这个社会的光明的希望而大大加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是通过把既存的具有其一切不公正与缺陷的制度和在设想中可能存在的制度加以比较而完成的。进行比较的是实际的情况和理想的情况。
除此以外，在那个时候所能做到的并不多。当然，人类已经经历过许多时期的集中控制和由国家具体地对经济事务加以干预。但是，在政治、科学和技术方面曾经有过革命。人们在当时进行争辩，认为我们使用民主政治结构，现代工具和现代科学会比早先所可能做到的要好得多。
那个时候的态度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现在仍然具有一种倾向，把任何既存的政府干预看作为应该做的事，把所有坏事归因于市场并且把政府进行控制的建议按照它们理想的形式来加以评价，因为，假使这些建设系由不受特殊利益集团压力的能干的和公正的人们所执行，那末，这些建议是可以产生效果的。主张限制政府的作用和主张自由企业的人仍然处于消极的捍卫他们观点的状态。
然而，条件已经起了变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几十年政府干预的经验。不再有必要把实际运行的市场情况和理想的政府干预可能有的情况加以比较。我们能把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相对比。
假使我们这样做的话，那末，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的运行之间的差异——虽然无疑是很大的——与政府干预的实际效果和它意图中的效果之间的差异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谁能在支配苏联一切的大量暴政和专制下看到推进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任何巨大的希望呢？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在今天，谁能认为苏联的无产者的锁链比美国的、或英国的、或法国的、或德国的、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无产者的锁链要轻一些呢？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下国内的情况。在过去几十年中，假使有任何巨大的“改革”达到了它的目标的话，那是哪一个呢？这些改革的建议者的良好意图已经实现了吗？
为了保护消费者而对铁路设置规章制度很快成为一种工具：据此，铁路便能保护自己免受新出现的对手的竞争——当然，其中受害的是消费者。
起初以低的税率来制订、以后又被当作为使低收入阶层受惠的收入再分配的一个手段的所得税，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有其表的东西，掩盖着漏洞和特殊的规定，从而使在文字上高度累进的税率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效。对目前的应纳税的收入施加
23。5％的统一税率会得到和施加从20％到90％累进的目前税率同样多的税款。意图减少不均等和促进财富分散的所得税，在实际上却助长了公司收入的再投资，因而有利于大公司的增长，阻碍了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使新企业的建立受到妨碍。
意图促进经济活动和物价稳定的货币改革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加剧了通货膨胀，因而助长了比以往所经历的更高程度的不稳定。货币改革所形成的货币当局却由于把一个严重的经济收缩转变成为1929—1933年大萧条而对这次灾祸应负主要责任。主要为了防止银行恐慌而设置的制度却在美国历史上造成了最严重的银行恐慌。
意图帮助贫穷农民和消除在农业组织中被断言为非正常状态的农业方案已成为对公款的一种浪费、对资源的一种不恰当的使用、对农民所进行的日益沉重和具体的控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严重的干涉，并且与此同时又对贫穷的农民帮助很少。
意图改善穷人的房屋条件、减少青少年犯罪和帮助清除城市贫民窟的住房方案却使穷人的房屋条件变坏、助长了青少年犯罪并且增加了城市的破败。
三十年代，对整个知识分子而言，“劳动”是“工会”的同义字。相信工会的纯洁和美德达到了和相信家庭和母爱相同的程度。制订范围广泛的立法来袒护工会和促进“公道的”劳资关系。工会在力量上渐渐扩大。到五十年代，“工会”几乎是一个肮脏的名词；它不再与“劳动”具有相同的意义，不再自动地被当作为处于天使的一边。
社会保险措施被制订起来，以便使来自援助的收入成为一个权利，以便消除直接救济和援助的需要。数以百万计的人目前接受社会保险的利益。然而，有待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