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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所说明的和最近一直是很突出的学说的一个特殊方面是：所谓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来压低价格和工资率以便避免价格通货膨胀。假设在某一时期，物价具有上涨压力——当然，最后反映了货币数量的增加——每个企业家和劳工领袖接受了这个责任，又假设他们能使任何价格不致上升，所以我们具有自愿的价格和工资控制而没有公开的通货膨胀。结果会是什么呢？显然是产品短缺、劳工短缺、半黑市和黑市。假使不运用价格来把物品和劳动分配给各种使用的途径，那末，势必要用一些其他手段来这么做。其他的分配手段可能是私人的吗？在某个小而不重要的领域也许暂时会如此。但是，假使涉及到的物品是多而重要的，那末，必定会有压力，或许是不可抗拒的压力，要求政府分配物品，要求政府执行工资政策和要求政府执行调拨和分配劳工的措施。
假使能有效地加以实施，不管是法律上的或自愿的物价控制，最后会导致自由企业制度的毁灭而被中央控制制度所代替。同时，它甚至于在防止通货膨胀方面也不是有效的。历史提供了大量例证，即：决定价格和工资平均水平的是经济制度中的货币数量，而不是企业家或工人的贪婪程度。政府要求企业者和劳工自我克制，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管理政府自己的事务——包括控制货币在内——也因为人类天然的推缷责任的倾向。
在社会责任领域内，我认为有义务简略论述一个主题，因为它影响我个人的利益。这个主题是：认为企业应该出钱支持慈善事业，尤其是支持大学。在一个自由企业社会中，这种出钱的方式是不合适的使用公司资金的办法。
公司是拥有它的股东的一个工具。假使公司捐赠款项，那会使股东不能自己决定地应该如何处理他的资金。由于公司税和捐赠款项减免征税的规定，股东当然会愿意要公司为他们而捐赠款项，因为，这能使他们捐赠的款项加大。最好的解决办法将是废除公司税。但是，只要公司税存在，就没有理由来允许对慈善和教育机关的捐赠减免税款。这些捐赠应该由我们社会中最终的财产所有者个人来做。
以自由企业的名义企图扩大这种公司捐赠来减免税款的范围的人基本上是违反他们自己利益行事。经常出现的反对现代企业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有关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问题——即：公司已变成本身具有规律的一个社会机构；在其中，不负责任的公司职员不能为其股东的利益服务。这种指责是错误的。但是，现在的政策的移动方向，即：准许公司对慈善事业捐赠的款项减免所得税的方向，是走向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制造真正分离的方向的一个步骤，也是走向损害我们社会基本性质和特性的方向的一个步骤。它是脱离个人主义的社会和走向公司国家的一个步骤。
第九章
职业执照
推翻中世纪行会制度是自由在西方世界兴起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早期步骤。这是自由主义思想胜利的一个征兆，并被广泛地认为确系如此。结果，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美国以及在较少范围内在欧洲大陆，人们能未经任何政府或类似政府当局的同意而从事他们所企求的任何行业或职业。在最近几十年里，出现了倒退的情况，逐渐有趋势对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个人加以限制，要求由国家机关所颁发的营业执照。
对个人能随意地使用他们资源的自由加以限制就其本身而言也是重要的。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不同类型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能应用第一、二章里已经论述过的原则。
我将首先论述一般性的问题，然后是特殊的例子，对开业行医的限制。选择医药的原因为：在这一方面施加限制似乎具有最充分的理由——击倒稻草人得不到多少经验教训。我怀疑，很可能甚至包括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大多数人相信由国家机关颁发执照来对行医的人施加限制是应该的。我同意：在医药领域颁发执照比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如此做具有更为充分的理由。虽然如此，我将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医药领域，自由主义的原则并不能证实颁发执照的正确性，而在医药界由国家机关颁发执照是不可取的。
政府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限制普遍存在
执照是意义远为一般和范围非常广泛的现象的一个特殊情况。这就是说，法令规定：除了在国家授权机关所规定的条件下，个人不能从事某些特殊的经济活动。中世纪的行会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表明：一种制度可以明确地规定哪些人能被允许从事于某些特殊的工作。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另一个例子。在等级制度的一定范围内，在行会的较小范围内，实际执行限制的是一般的社会风俗习惯而不是明确地由政府出面。这在较大的程度上适用于种姓制度，而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行会。
关于种姓制度，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每个人的职业完全由他出生的种姓来决定。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法设想的制度，因为它规定了个人职业的硬性的分配方式，完全取决于出生率，而根本不考虑需求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种姓制度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情况过去是，而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是：一定数量的不同职业为了某些种姓的成员而被保留下来，但并不是那些种姓的每个成员都从事那些职业。有一些一般性的职业，例如一般的农活，可以为不同种姓的成员所参加。这些提供了调整的办法，不同职业的人的供给适应对他们的劳务的需求。
在目前，关税、公平贸易法、进口限额、生产限额、工会对就业的限制等等是类似现象的例子。在所有这些事例里，政府当局决定某一个人能从事特殊活动的条件，即：允许某些个人与其他人作出安排的条件。这些例子和执照的共同特征为：法律是针对生产者的一方而制定的。以营业执照而言，生产者的一方一般是一个工种。以其他例子而言，它可能是一群生产特殊产品而需要关税保护的人，可能是一群想受到保护以免和“欺骗性的”连锁商店竞争的小零售商，或者可能是一群石油生产者、农民或钢铁工人。
到目前为止，职业执照是非常普遍的。根据我所知道的写了最好的简短调查的沃尔特·盖尔霍恩的说法；“到1952年，除了‘个体经营的业务’，象旅馆和出租汽车公司以此有既多个不同职业已经被法律规定发给执照。除了州的法律以外，有大量市一级的条例规定，更不用说要求执照的职业范围广泛到象无线电操作人员和屠宰场代办商那样的联邦政府一级的法令。早在1938年，单单一个北卡罗来纳州就曾把它的法律规定扩展到60种职业。使药剂师、会计员和牙医象卫生学家、心理学家、成分分析员、建筑师、兽医和图书馆员那样，受到州的要求执照的法律的限制。对这些职业的限制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但是，当我们听到对打谷机的操作者和碎烟草的商人要求执照时，我们感到多么可笑呢？鸡蛋分等员、驯狗员、消灭害虫的人员、游艇推销员、修剪树木人员、挖井匠、砌砖匠和种植土豆的人，对他们要求执照我们又怎样想呢？在康涅狄格州，对以符合于他们高贵堂皇头衔的严肃性来除去多余和难看的毛发的毛发异处生长治疗人员要求执照。对此，我们又怎么想呢？”在设法说服立法机构制定这类执照要求的争论中，总是把保护公共利益作为辩护的理由。然而，对立法机构颁发职业执照的压力却很少来自曾被有关职业的成员欺骗过或以其他方式胡乱处理过的群众。相反，压力总是来自该职业的成员本身。当然，他们比其他人更知道他们亏待了顾客多少，因而或许他们能够自称为有关问题的专家。
同样，发给执照的安排几乎总是涉及到有关执照的行业的成员的控制。当然，在某些意义上，这是十分自然的。假使把水管工的职业限制在具有所需的能力和技巧来为他们的顾客提供良好服务的人，显然只有水管工才能判断谁该发给执照。结果，发给执照的委员会或其他团体几乎总是主要由水管工或药剂师或医生或有关执照发给的特殊职业的成员所组成。
盖尔霍恩指出：“目前在这个国家里，实际在颁发职业执照委员会中的75％
完全是由各自职业中的领有执照的开业的人所组成。这些人们，其中大部分只是兼任委员会工作的人员，他们可能在对领取执照者的批准条件和必须遵守的服务标准的内容作出决定时，牵涉到自己的直接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例外地直接代表在各项职业范围内的有组织的集体。在通常情况下，他们由这些集体来提名，作为一个由州或其他方面任命的一个步骤。这经常只是一种形式。而形式也常常被免除掉，由职业协会直接任命——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殡葬人员、阿拉巴马州的牙医、维吉尼亚的心理学家、马里兰州的医生和华盛顿州的律师。”
因而，执照的发给往往在实质上不过建立了中世纪行会那种规章制度；在其中，由州把权力赋予专业的成员们。实际上，在决定谁该获得执照时，就一个外行人所能看到的而言，考虑的问题所涉及到的事情往往和专业能力没有任何关系。这并不使人吃惊。假使少数几个人决定其他人是否可以从事一种职业，所有各种无关的条件可能要被加进。至于说会加进什么样的无关的条件，则取决于执照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