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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正如通过国内价格的变动一样，通过外汇率的变动可以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例如，假设在机制（２）下，美国一辆某种牌子的小轿车的价格下跌10％
，从2800美元跌到2520美元。假使英镑的价格始终保持在2。80
美元，这意味着英国的价格（不算运费和其他费用）将从1000镑跌到900镑。假使一镑的价格从2。80
美元上升到 3。11美元，英国价格也会发生完全一样的跌落而并不需要美国的价格有任何变化。在过去，英国人必须花1000镑换取2800美元，而现在他只要花
900 镑就可以得到2800美元。他不会知道这种成本的减少和外汇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美元价格跌落而造成的成本的减少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外汇率的变化具有几种方式。在目前的许多国家使用的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贬值或升值而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政府声明：它将改变它过去规定的外汇比价。另一方面，外汇率根本不需要加以规定。它可以是天天变化的市场的外汇率，正和1950年到1962年加拿大的情况一样。假使这是市场的外汇率，它可以主要由私人交易所决定的真正的自由市场外汇率，如从1952年到1961
年间的加拿大的外汇率一样，或者，它可以为政府在市场上所操纵，如英国1931
—1939年的情况，和加拿大在1950－1952年以及1961－1962年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手段中，只有自由浮动外汇率才是完全自动调节和不受政府控制的。
４．机制２和３所作出的调整包括由于内部价格或由于外汇率的变化所导致的商品和劳务流动量的变化。另一种办法是：可以使用政府对贸易的直接控制或干预来减少美国企图花费的美元和扩大美国的收入。可以提高关税来阻止进口，可以使用津贴来刺激出口，可以对各种物品施加进口限额，可以控制美国公民或公司在国外的投资，等等，一直到一整套外汇控制的办法。在这个范畴之内，不但必须包括对私人活动的控制，而且还包括旨在于使国际收支平衡的政府方案的变化。可能要求外援的接受者把援助的款项在美国使用掉；武装部队为了节约“美元”，可能以较大的代价不是从国外而是从美国来购买物品——这里使用自相矛盾的字眼——以及其他种种令人感到困惑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是：将要而且必须使用这四种办法中的一个。复式簿记必须平衡。支出必须等于收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们发表的国家政策曾经是和继续会是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在1961年12月对全国制造商协会的讲演中，肯尼迪总统说，“因此，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我重复这一点，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声明——没有施加外汇控制、使美元贬值、树立贸易障碍或中止我们经济的恢复的企图。”作为一个逻辑问题来考虑，这句话使得仅为两个可能性剩了下来：使其他国家采取我们难以依赖的有关措施，或减少总统和其他官员反复声明不准继续减少的储备。然而，《时代》杂志报导说：从开会的工商业者那里，总统的保证得到了一阵掌声。以我们已经声明的政策而言，我们是处在一个入不敷出的人的地位，而这个人又坚持说；他不可能挣得更多或花费得更少，或者借款，或者从他的资产中取得入不敷出的差额！
由于我们一直不愿意采用任何一种连贯性的政策，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他们象我们一样作同样的鸵鸟般的声明——被迫使用所有的四个机制。在战后年代的早期，美国储备上升；最近，它们一直在下降。与储备上升这一情况相比，我们更乐意于欢迎通货膨胀。由于黄金外流，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通货收缩的程度要比没有黄金外流时为大。虽然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黄金的官价，我们的贸易伙伴们却改变了他们的官价，从而也改变了它们的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在造成这些调整时，美国的压力并不是不存在的。最后，我们的贸易伙伴广泛地使用直接控制，而由于是我们而不是他们面临着赤字，我们对国际收支也采取了大范围的直接干预——从减少旅游者能免税带入的外国货的数量——这是细微而有高度象征性的一个步骤——到要求外援开支在美国使用，到要求家属不和海外军人一起生活，到更严格的石油进口的限额。我们也曾不得不降低身分去请求外国政府对加强美国收支平衡采取特殊的措施。
在四个机制中，使用直接控制显然从几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都是最不好的，而且对一个自由社会具有最大的摧毁性。然而由于缺乏任何明确的政策，我们曾逐渐被引入于依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控制。我们公开宣传自由贸易的美德，但是，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无情压力，迫使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行进，而我们还具有进一步行进的很大的危险。我们可以通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减少关税的法律。政府可以协商任何次数的关税削减。然而，除非我们采用另一些机制来解决国际收支的赤字，我们不过是用一套贸易的办法来代替另一套办法——实际上，是用一套较坏的来代替一套较好的。关税固然是坏事，而限额和其他直接干预甚至是更坏。象市场价格一样，关税具有非个人的性质，并不牵涉到政府对商业事务的直接干预，限额则很可能要牵涉到分配及其他行政的干预，此外还给与行政官员一笔有价值的权势作为私人利益走后门之用。或许比关税或限额更坏的是在法律之外的安排，例如日本“自愿”限制纺织品的出口的协定。
作为自由市场解决办法的浮动汇率
只有两种机制是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一致的。一个是完全自动调节的国际金本位。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那样，这既行不通，又不是理想的办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自己单独采用它。另一个是没有政府干预而完全由市场上的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是相当于前一章所主张的货币规章的办法。假使我们不采用它，我们将无法扩展自由贸易的范围，并且迟早会不得不对贸易施加广泛的直接控制。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条件能够并且确实出现意料之外的变化。或许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1962年４月），我们能够糊里糊涂地走出困境，并且可能处于具有盈余而不是处于赤字的状态，累积了而不是损失了储备。果然如此的话，这将不过意味着：其他国家会面临着施加控制的必要性。当我在1950年写论文建议浮动汇率的制度时，当时的前提是伴随着所谓“美元短缺”的欧洲在国际收支上的困难处境。这种变化总是可能的。事实上，很难预料这些变化在何时和如何发生正是赞成自由市场的基本论点。我们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我们是要通过采用一种机制来解决整个收支平衡问题，而这种机制又能使自由市场的力量对影响国际贸易的条件的变化，提供一个迅速、有效而自动的反应。
虽然自由浮动汇率看来显然是适当的自由市场机制，但是，强烈地支持它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为职业经济学者，而反对它的却是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否定政府干预和政府决定价格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是如此呢？一个理由单纯是沉溺于现状。第二个理由是真正和虚假金本位之间的混淆。在真正的金本位下，不同国家的货币的相互之间的比价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同的货币只是不同数量黄金的不同名称。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仅仅采用名义上以黄金为基础的形式便能够实现真正金本位的实质——即：采用虚假的金本位，在其中，不同国家的货币比价的固定不变仅仅因为它们是在市场中受到维持的规定价格。第三个理由是每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倾向，认为其他人应该使用自由市场，而自己则需要特殊的处理。这在汇率上对银行家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喜欢有一个保证不变的价格。此外，他们对市场会出现的应付汇率的波动的办法并不熟悉。专门在外汇的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和套汇的公司并不存在。这是强行维持现状的一种方式。例如，在加拿大，处于十年的自由汇率这一不同现状之后，某些银行家站在赞成继续使用自由汇率的前列并且反对维持固定比价，也反对政府对汇率的操纵。
我相信，比这些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对浮动汇率的经验作出错误的解释，来源于可以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加以说明的统计学方面的错误。亚利桑那显然是美国患结核病者能进入的最坏的地方，因为亚利桑那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比任何其他州都要高。在这个例子中，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外汇率，荒谬之处并不如此明显。当国家由于内部货币处理不当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时，它们最后总是不得不采用可以伸缩的汇率。没有任何程度的外汇控制或直接的贸易限制能使它们把汇率维持在脱离经济现实很远的水平。结果，浮动汇率确实是无疑地与财政和经济的不稳定状态频繁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正象在许多南美国家发生的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样，或者是严重的但还不是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样。我们正和许多人一样，很容易得出浮动汇率造成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的结论。
赞成浮动汇率并不意味着赞成不稳定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