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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持续的自我解构。它建构了所谓自然，只是我们忘记了它是建构而成的。在解构过程中，结构的碎片被视为自然的，其实它们是建构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儿》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动是权威讲演的形式，大多数的表演都是声明，也表演某些行为，行使与之相关的权力。巴特勒的社会性别的表演性质是下列当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戏剧化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例如酷儿国（Queer Nation）；时尚的和典型的性别模糊的身体艺术形式，例如文身和身体穿刺；性欲少数族群的公开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装。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别化身体的当代表现的流动性和表演性；我们对性别的可塑性和适应性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从外表“读出”身份的困难。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8）
总之，女性主义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真实性质，也不是要消灭这种区别，而是为性别特征的极端的不稳定性开放空间。女性主义在性别差异问题上最关注的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义主张解放性别认同，使它向各种选择开放。它期望性别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中的“成为一个男性”或“成为一个女性”，而是“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的微妙的心理和社会的权衡”。（Glover； et al。； 7）
4、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有三种立场：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女性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理和社会身份；第二种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解构女性这一身份；第三种是策略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将承认“女性”身份的存在仅仅当作一个暂时的策略，从女性长远的利益出发，还是应当最终解构性别结构。
本质主义的立场是性别问题上最长久也最常见的立场。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为了将女性问题从个人领域进入社会领域，使用“女性”这一概念似乎有着绝对的必要性。但是当时只有知识女性中某种人的声音能够被公众听到，只有她们的利益被提上议事日程，随后更广泛的女性利益才被提出。
坚持女性身份的学者认为，不应认为“女性”这一概念只是策略本质主义，因为策略本质主义似乎隐含着女性这个类别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意思。她们认为，应该将女性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充满差异的概念。但是相对于男性，它还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Jaggar； et al。； 297）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本质主义立场又被称为“反反身份政治”（anti…anti…identity politics）的立场，它的主要观点是：反身份政治的人们忽略了性别不平等问题，使得女性主义运动丧失了动员群众的话语基础。
持这一立场的人们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女性这个类别不复存在，怎么会有女性运动？这岂不成了女性运动的取消主义？答案是：女人既然已经由社会建构出来，要想改变现状只能在社会和文化中改变。于是，当代女性主义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一方面有建造“女性”身份并赋予它坚实的政治意义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打破“女性”这一类别和粉碎它的过于坚实的历史。
坚持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这个词可以保留，这样做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是仅仅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群体。
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身份政治只是策略需要，但必须承认身份政治的许多形式的本质主义基础的性质和局限性。她们认为，身份应当被视为由话语建构的、必要的，但永远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
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引起了很大的论争：因为她不仅解构了男女的分类，而且解构了同性恋异性恋的分类。很多人崇拜她的理论，但是不喜欢她的神秘难解的腔调和精英的态度。她们认为她将“女人”和“同性恋”都视为很不稳定的分类，这就为女性政治和女同性恋政治造成了困难。
身份问题上的第二种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以巴特勒的观点最为典型，它如何解决解构性别划分结构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呢？“女性”的概念是否有本质意义？巴特勒说：有人认为反本质主义是“寒潮”，使女性主义不能去寻找任何女性的共性，使女性丧失了结构性的共同基础。（Jaggar； et al。； 295）
对此，巴特勒作出了两个回答：
第一，“有政治必要性作为女性讲话或为女性讲话，我不想与这种必要性争论，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女性内部的差异。”（巴特勒，王逢振，第86页）这就是说，巴特勒并不完全否认“女性”这个身份的策略意义，但是她希望人们在使用这个类别时，不要忽略了它内部的差异。
第二，“如果担心一旦不能再把主体及其属性、性或者物质性视为当然，女性主义将会一败涂地，那么明智之举是考虑一下让那些从一开始就设法使我们处于从属地位的前提保持在原位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巴特勒，王逢振，第94页）把“女性”的身份视为天经地义的存在，视为“自然”的存在，那么男尊女卑的男权制也就是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了。这是女性主义绝对不能接受的判断。
巴特勒在《暂时的基础：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一文中指出：“与后现代主义相反的一种努力，则试图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论都需要一个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就假定它的主体、语言的参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体制描述的完整性。因为没有一个基础，没有这些前提，政治简直不可想象。”“主张政治需要一个稳定的主体，意味着声明这一主张不能有政治对立面……于是，这种单方面确立政治疆域的行动就像一个独裁阴谋，其目的是使关于主体地位的政治争论立刻得到平息。”（巴特勒，王逢振，第68…69页）
巴特勒说，女性主义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从属于一个有着共同特征、兴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体。（Dunphy； 29）在政治上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儿”、“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这些词，这些术语在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它们之前就被说了出来。她认为，“女性”一词在学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对我们有帮助。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9）
一个矛盾的模式是：社会性别不仅是我们接受的，也是我们抵制的。它维持我们的存在，又限制我们的存在。它影响我们的决定和行动。用巴特勒的话说：社会性别是一个“麻烦”。“社会性别不应当被建构为一个固定的身份”，而应被视为“结果”，是“身体姿态、动作和不同风格的有规律的重复的产物”。（Glover； et al。； 157）社会性别既非永远固定的，也非永远流动的，而是受到社会和文化的限制的。
有人提出一种分两步走的方案：虽然女性并不是一种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会把它看成是某种身份，这是当前的现实。我们第一步是争取各种身份之间的平等身份，第二步是解构女性这一概念，不再把它视为一种身份，而是把它视为行为。“承认一种身份、一种标签无论多么有价值，总是有可能将其僵化，固定化，阻碍变化，使观点变成教条；立场被制度化；潜在的盟友被排除；从而使女性主义变成保守主义。”（Tripp； 40）
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还是要横断面（transversal）政治的问题，身份政治将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唯一的、对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样性；而横断面政治则承认具有各种特殊倾向的群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者开始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由此发展出来的酷儿理论在90年代引起极大关注。
酷儿理论超越了同性恋身份政治，在性别和性的问题上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正统观念，提出性别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坏固定不变的分类，质疑所有的本质化的倾向和两分思维。
酷儿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性为主题，特别是从同性恋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问题，质询对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传统理解。所谓酷儿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难以适应分类。所有那些自称“酷儿”的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难以为他们分类。不止是有男性气质的女人、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都会感到：“我的自我不仅仅是这样的，我比这个要多得多。”
塞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为酷儿所下的定义是：“酷儿可以指：开放的错综复杂的可能性、断裂、重新选择、不和谐、不协调、不一致与回应、共鸣、意义的偏离与超越，人的社会性别的形成因素并非与其生理性别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说在女性和女性主义内部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身份，单一的女性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种立场将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二者都否定了，认为前者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后者不能创造有效的理论和政治。它主张将性别划分只当作暂时的策略。因此，这一方案又被成为“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这是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来的。公开承认女性概念是一种政治干扰、政治介入，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说明真实情况。“女性”不应当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