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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游览，院落都有了主人，各谐其风格，一一品味，各有风味。各人所住院名以及配给使用，完全暗合勾栏曲院规则。
且看：宝玉首选怡红院，黛玉挑定潇湘馆，薛宝钗住了蘅芜院，贾迎春住了缀锦楼（紫菱洲），探春往了秋爽斋，惜春往了蓼风轩（藕香榭），李氏住了稻香村。其他一应在所的地名，如暖香坞，绛芸轩，滴翠亭，蜂腰桥，梨香院等等，不仅一应江南风光，而且颇有些红尘世界的气韵。
再说众小姐的别号：潇湘妃子，又名颦颦；蘅芜君，怡红公子，枕霞旧友，蕉下客，菱洲，藕榭，并同绛珠仙子，神瑛侍者等名号，都极其风流蕴藉，芳香扑人，俱似高等香艳场所之雅玩别号。
作者自称是：“大旨谈情，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能够谈情而又不断发生故事的地方，肯定不是在官僚府第之内，而是在男女都相对自由的交际场所。
开首石头变成美玉时，僧人所许诺他的，将要携带他去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是实写的，为《红楼梦》之主体。而另外两句“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却倒是虚写的，只是书之框架。
而与其他传统言情小说大相迥异的是，男女比例的极大失调，群芳环绕竟为一公子，亦是风月场景象。
另者人际关系，内中老妈子一律为讨厌之物，贾宝玉所说的，一旦嫁了人，珍珠就变成了鱼眼珠。就根本地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女儿，而变本加厉地监视和迫害，榨取于女孩儿们。这一点，也不太像贵族家。倒有些像鸨母所为，像是青春过去的老妓压迫幼者之诉。
既有“金陵十二钗”之说，书中所写的女性们活动之地应当是在金陵。然而《红楼梦》中又每每有要“回金陵”的说法。一处是贾母因宝玉挨打，大怒于贾政，喊着要带宝玉回金陵去。另处是王熙凤的判词上说：“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可见荣宁二府并大观园其实又不在金陵。
只有犯事的甄家是在金陵。
而书中的青年女性们除了贾氏三春外，从李纨起，尽从金陵而来。那黛玉与香菱，则独为姑苏人氏。可见同类中之异。
若其素材取自京城北地满族官宦家，却十二钗并一干女子，尽为汉名字，汉相貌，汉神气，汉淑女。所塑造之经典系数千年汉文化之粹。若作者真借满家贵戚事，恐不能如是丰神。
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红楼梦》的这些女性——十二钗们的“人格样本”是来自金陵的，金陵秦淮河上。
那么，“秦淮河”这个特定历史文化的精神风貌是什么？“秦淮河”所以久传不衰的精神元素有哪些？为什么我会将它同《红楼梦》这一部看似封建家族正史的大书联想在一起呢？
它处于南京帝王之都，所谓有“王气”，是文化昌盛之地，集富贵典雅之大全。真正的“温柔富贵之乡”。
史载，当年南京，秦淮河北岸为贡院，由于中国传统的科考制度，文人学子年年必四方赶来，云集于此。
而秦淮南岸，即为名妓们所处的旧院。顺应着读书雅士的品味取向，旧院名妓们装束淡雅，举止谈吐颇类大家，能音乐，善诗词，工绘画，品貌不求艳丽，但求意态娟好。 “名姝”们各有擅长，个性张扬一如名士风范。略举一二：
董小宛，“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经晓”（《板桥杂记》卷中）；
陈圆圆，“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觚剩·燕剩》中《圆圆传》）；
柳如是，“慧倩，工词翰，在章台日，色艺冠绝一时”（《柳夫人小传》）；
李香君，“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李姬传》）；
卞赛，即“玉京道人”，“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 （《板桥杂记》卷中）；
李大娘，“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须眉丈夫之气”（《板桥杂记》卷中）；
王微，另号“草衣道人”，她“长而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所与游，皆胜流名士”……
当时有“秦淮八艳”之称。可见她们造成的风气之盛。
名士与名妓，二者相互欣赏，彼此激发，造成一幅婚姻之外的爱情、文化与政治的因缘，密如繁星。诸如李香君与候方域；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辟疆；葛嫩与孙临；卞赛与吴伟业等。真乃是佳期如梦，佳话千古。
这些风尘女子不乏有重视民族气节之奇侠义女，“桃花得气美人中”，李香君、柳如是、葛嫩、王微等情所寄托的俱是当年的东林党人、复社君子。她们身在红尘，殊重风骨，可谓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为那种嫉恶如仇的斗争风骨所吸引。这些风尘女子，在江山巨变之时的不屈表现，早已超出那些平时为她们仰慕的文人学士，震烁古今。正是“大节从容问女流”。
何来群芳聚《红楼》（3）
大节之前，死与不死？名妓中也有另外的表现，如顾媚，在明亡后就不主张其夫殉节，她所主张的“求生”说，与柳如是的“劝死”就大相径庭。顾媚夫君龚鼎孳降清后，以自身权力保护了一些明遗士。故评说不一。
此种弯曲的哲学与活法，倒有点象《红楼梦》中那位伤心却不能全节的袭人。而顾媚筑有眉楼于桃叶渡，亦令人联系到袭人的宿命册子上之桃花。此处不赘述。
明末清初，那最后的“秦淮河”，集明朝亡国的志士烈女之情结， “舍生取义”之光辉映照着昔日的风华柔情，一股“秋气”笼罩诸名流及佳丽的命运。于是使其灵气、傲气、清气，超脱于浮云富贵及庸常脂粉。而秦淮河的文化价值也因此得到升华。
而此后的“吊明”者倒并非一定是明遗士。 秦淮河留下的时代回响，实为千古之叹也。
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人们缅怀历史，并不一定要亲身所历。秦淮河上的人物文化史，具有深沉的底蕴，带着悲凉的人生感悟，就在距离满洲贵族定鼎中原十几个春秋后，依然有《秋柳》诗，《桃花扇》传奇等文学作品震撼世间。
到了二十世纪，陈寅恪还以失明之躯，向往和写作着秦淮生活，写出巨著《柳如是别传》。可见“秦淮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人永恒的话题。
这里引一段陈寅恪的话，因为他将“秦淮河”佳丽与蒲松林的《聊斋志异》联在一起，倒非常吻合我现在将“秦淮河”与《红楼梦》联在一起的想象：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于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生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林《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睱思，聊托灵怪以写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隔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
这段话有三个意思，一是说，如果闺房闭处，则不可能有发展得如此多彩的女性。一说，出色女性，原是人间实有之，不过写作者可以托以鬼狐仙罢了。第三个意思，则说，自古文人所理想的女性，其实尽在明代吴越之地的秦淮河上也。而那种温文尔雅的生活，人性之享受，也实在是中国文化之精华所在。
可以推及《红楼梦》中，诸女子各种完整丰满独立的文化个性，岂能是闺房闭处，礼法拘牵之下而生成造就的？
而曹公又如何不可如蒲留仙之笔，将心目中的女性移花接木于贵家？
有人将明代中叶之后，江南一带名妓的生存状态，比喻为西方雅典的全盛时期。若论起在人类漫长的封建黑夜中，人性迸发的自由闪光和文化之花蕾，尤其是女性难得的自由形态和选择机会，二者倒颇有些可比之处。
陈寅恪在三十年代有“一代文化托命人”之誉称。王国维投水时所托付的人就是他。陈也的确为国学大师，一生以“经史致世”为事业。一直在准备着写一部可堪为当代人提供史鉴的《中国通史》。最后因种种逼迫，只能是以一部《柳如是别传》收场。此为时代之恨事也。可谓是“大材小用”。
但因其“用牛刀杀鸡”，故观点见地之深透，非一般无根底的艳情文人可比。其取材于秦淮河上之历史变迁和秦淮河上名妓之个性命运，可见这“秦淮河”所蕴含的中国近代文化之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盛传“女人祸水”论，而秦淮风气恰恰相反。 一些妓女在国家存亡之秋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操，大大超过了一些作官为宦者与所谓文人墨客，这是她们人格修养和灵魂追求的集中火花迸射。正对应了《红楼梦》第一回上开宗明义的作者自云：“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
后面，石头又与空空道人讲了一番话，意思相同。所谓“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事迹原委，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
这些女子，到底是石头所历，还是作者所历？在此也是含混矛盾的，可能是在流传中有失页和插页所致。
我倾向于此种说法，即：“石头”是回忆者，经历者，而“作者”是悼红轩中的整理披阅者。在《红楼梦》书中是两人。在实际写作中也可能存在着两人。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处处说“金陵”，说得乱了套，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