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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世界事务的权利。（5）许多国家对大国搞全球一体化还是地区一体化心存疑虑；等等。
（三）
正像人们的忠诚可以转向比国家大的地区共同体一样；这种忠诚也同样可以转到像联合国一样的世界机构或全球性组织。因为全球化已经产生出单个国家或地区难以解决而又事关人们切身利益的许多问题；社会发展已使人类面临新的威胁；正如哈贝马斯指出：长期以来各种危险的全球化客观上将世界连接起来；使之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所有人都面临之危险基础上的非本意所愿的共同体。①这就应运而生出具有全球规范效应的法律和道德体系。各类型国家自愿地遵守国际法等规范常常出于这样一些强有力的动机：（1）国际交往与有秩序的合作对于参与各方都有利（由此而产生规范渴望）。（2）客观存在着互惠的需要。（3）公共利益分享机制的驱使。（4）国家声望的考虑。（5）免遭国际制裁等。②
由于全球规范内含一定的价值标准；不会与所有现存文化同质；所以必然出现难以克服的不和谐；从而制约了规范的发展。我们不能将全球法律等规范产生和发展的障碍归咎于文化多元性；而是应主要归因于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不相容性；起码目前如此。更为有效和更具接受力的法律将取决于贫富两类国家之间差距的弥合程度。然而；由于现实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悬殊；国际规范更易于偏向发达或权重的国家；这些国家更愿意维持一种有利于己的霸权秩序。对它们来说；遵守国际规范与霸权利益可能是一致的。即使出现不一致；在遵守国际规范与采取霸权或单边主义之间；它们也有更多的随意度。比如；美国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为建立和维持霸权煞费苦心；美国管理经济和社会都以制度建设见长；在国际上也一贯以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巩固对它有利的国际秩序；而绝不仅限于强调“领导地位”、“单极世界”或干涉他国内政。③尽管如此；美国还经常游刃于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之间；时而强调国家主权秩序；时而强调全球秩序。
二 现实主义秩序与理想主义秩序的重叠
应当说；理想主义一直伴随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只是其关怀对象历经了从神到人的变化。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世界和平秩序的各种理想都是围绕神（上帝）———宗教（所）———国王三位一体权力结构图而展开；欧洲的政治历经了神权笼罩下的城市国家、君主国家、最后走向民主国家的变迁；与此相伴；欧洲“普世”的理想主义也从对神的关怀走向对人的关怀。然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并不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主要是在现实主义主导下确立起来。超越国家来关注人的理想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体现为一种抽象的终极关怀。①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全球国际机制的发展；国际社会似乎才有实施理想主义价值原则的现实土壤。从194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到当今一连串的国际人道主义干预；重建国际秩序的理想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烈。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似乎映出战争的新形式：强国似乎是以原则和价值观念而不只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发动战争；也就是说他们起码在名义上高举的是为了别人的命运而战的旗帜。但在公理与强权的对抗中还是强权最后成了“公理”。本来；理想主义的追求可以对构筑新秩序产生较强的启迪性；甚至已经使世人看到克服战争与和平这一对峙关系的前景；而理想主义逻辑与单边主义权力政治结合；使人们很快又陷入现实主义逻辑中。
其实，现实中多数国家同时在两种泾渭分明的法律、道义等规范层次上行事；“高级”层次强调抽象原则；即反对暴力；赞成正义、利他主义和善良；“低级”层次上则是实用主义规则支配国家行为；因为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运用和遵守着相同的国际准则；②那些抽象的“高级”原则却往往沦为有形的国家利益、派系利益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世界各国对人类业已形成的民主、自由、和平、安全等表述虽然都表示赞同；但真实的解释和执行的背后却是思想对立。比如；世界各地最广泛一致的舆论就是反对战争并避免战争；在战争问题上仿佛存在着真正的世界舆论；但这种一致仍是在抽象的道德或政治向往层面；一旦具体到特定的战争或进行时态的战争；世界舆论便分裂为各国的不同舆论。
在权力政治逻辑中；国际政治有两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为追求目的而形成的国际价值；二是作为获取、维持和扩大国际价值手段的权力。国际政治具体现象是由当事国所认定的价值及其与别国如何结成恰当的权力关系所规定的。所以；国家之间围绕权力不仅会存在对立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建立合作关系和结盟关系。虽然参与国际政治的各行为主体都抱有安全、富裕、繁荣、和平等目的；但为了达到目的；各自采取着能够使其他行为者接受的举措；由此对其他行为者构成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权力就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而满足他国条件的能力。以这种权力理解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就成了以权力关系为媒介的行为主体间的国际价值分配过程的相互作用。③由于不平等的国力分配；法律上主权平等的国家在其行动之前；获得、维持权力的潜在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因此；在价值实现与条件满足之间；每个国家找到的是各自不同的权力平衡点。
也就是说，尽管存在基于不同文化、不同利益观基础上的不同国际价值的理想标准；但由权力决定的国家地位的不平等则造成不同价值理想的作用不同；并产生出强势与弱势之分。不仅如此；自从价值之间有了权力因素的存在；理想的追求往往引出灾难性实践。比如；渴求绝对安全的和平主义是一种理想；但军事力量与国家理想结合作为保证国际安全的支柱；就为现代的全面战争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只要现代国家决心履行它们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的诺言；那么掌管这些国家权力的人就必须诉诸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对付那些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这样；寻求安全可能是导致冲突的根由。外交可以为首选；而一旦通过外交手段所进行的努力失败；战争则仍然最具说服力。战争作为达到现实目的与安全理想的工具二者本应截然不同；但赢得和平的理想在应用到击败敌人的残酷战争中时已经降得非常次要。于是；“安全———战争”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④在单极格局中；即便霸主国能够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策运用自如；国际社会能够依照并实施强权方的价值理想；霸主国仍然需要寻找那些事关合法性问题的答案。人道主义国际干预已经按照某些大国的规范在进行；但起码有以下问题有待解决：（1）人道主义干预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原则还不一致；只有在安理会声明某国家行为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惟安理会才可被授权处置；否则都不合法。（2）现实存在的人道主义干预既没有消除人道灾难；甚至成了人道危机的一部分。（3）对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同时提出一个重大的挑战：正义的、和平的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靠什么？如果靠外界力量；那么；外界力量怎样才有助于建立这样的秩序；而不是使混乱升级？这些问题无疑也是处在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现实主义秩序与理想主义秩序重叠时期国际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 平等主义（民主）秩序与霸权主义秩序的重叠
在20世纪以前；虽然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霸权秩序；但是；单一霸权势力所及也只是限于地区之内或地区之间；很难达到全球范围。伴随着20世纪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进程；国际秩序才出现两大新变化：一是建立在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平等主义成为国际社会的潮流；平等主义发展的目标是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秩序。一大批新独立的主权国家成为推动这一潮流的主要力量。二是全球范围的霸权主义成为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不但制约霸权的力量不能与霸权力量同等增长；而且制约因素发生了更有利于世界霸权的变化：
第一，地理因素的变化。过去；地理阻隔和国家边界是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的天然屏障；是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在向往世界霸权和采取行动时都必须面对的难关；它是使霸权势力限于地区之内的因素之一。今天；科技发展已经使交通信息便捷；“地球村”现象使过去表现在远距离军事打击、军事侦察、军事封锁上的天然屏障几乎消失；这为全球范围的霸权势力提供了便利。
第二，过去军事征服手段有一大缺陷：战争就是赌博；胜负难以意料。当今科技制高权突出；高科技战争使军事打击目标和打击效果可以被事先预料；先进武器的威慑作用明显增强。
第三，过去经济手段对于行使霸权一般不那么有效；而今的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和敏感性；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成为越来越重要和有效的霸权手段。
第四，由于信息越来越难以被国界阻隔；利用外来文化的吸引力；强国可以借助传媒使自己的政治文化成为强势文化；通过向世界各国输入文化产品等手段以达到影响或改变对象国国民政治观念的效果；以便增加霸权的合法性认同。文化帝国主义已成为推行霸权的重要辅助手段。
上述变化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权力的认识；形成综合国力的新观念。也改变了强权追逐国对权力运用的方式；增加了追求新权力的欲望。比如；美国已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使用硬权力要达到的目标是：美国有能力诱使他者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运用软权力要达到的目标是：说服他者做美国希望他们做的事情。①
上述变化也已经导致安全观的更新。在安全内容上；已经流行使用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在安全关系上；人们体会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