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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亩地，建厂资金、材料有不少也是市里出的，可就是不归市里领导。从60年代开始，搞了十几年还没搞上去。建筑工地糟蹋得不成样子。市里想把这个厂接过来，省里又总是有人阻拦。他就写了这段顺口溜，在省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当众念了出来：
水利厅，预制厂，
一图大，二求洋，
工厂变成北大荒。
满院是杂草，
蒿子窜过墙。
兔子把窝抱，
乱窜乱跳黄鼠狼。
乌鸦更舒服，
塔吊顶上盖新房。
新修小铁路，
七年推两趟。
几百亩好地不能种，
为国家少打多少粮？！
这么一来，还真起了作用，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引起了公愤。又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那个厂划给了市里。后来那个厂办得还很不错。
这段顺口溜的内容使我又气又想笑。老徐自己却先笑了：“你看，这就是我写的诗！”
我们俩谈得很融洽，本来还想再谈下去，有人来找他，谈话就中断了。我同张绍鼎约好要去他家看看的那天，老徐正好来向树成同志汇报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说了。他一听就说：“好。我也正想去找他和他爱人聊聊呢。我陪你一道去。”
傍晚，他坐了辆北京吉普来。我说：“我们是私人访问，还用得着派车？”司机代他作了回答：“足有好几里路。老徐晚上回来还有工作，还是坐车去好。”
车上，我向他谈到张绍鼎的苦闷。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今晚就想同他谈这些问题。他的入党问题，也正在做工作。不久就会解决。这个同志早该入党了，可就是还有人在卡他。现在还有人觉得：知识分子入党，要更加严格些，怕他们入了党不好领导。也有人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算是正牌的领导阶级，是后娘带来的。当干部管管生产还凑合；要入党，可不能那么容易！”
这话从一个童工出身的领导干部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新鲜。就又问他：你自己什么时候入的党？什么时候当的干部？他回答说：“漯河解放没多久就入了党；当副市长是1954年。”
说话间，已经来到张绍鼎家外面。张绍鼎正站在马路旁等着我们。这是一个大杂院。进到张绍鼎家，还要穿过好几个曲曲弯弯的过道。过道两旁挤得房檐挨着房檐。天上没有星，过道没有灯，张绍鼎领着我们摸索着走进他家，一家人正围坐屋里吃晚饭，见我们去了，连忙收拾碗筷，把我们让进里间。
这是多年的老房子，虽然旧些，却很宽敞。面积也不算小，每间有十几平方米。可是，要在这两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安排下老少三代七口人，倒也还是要多少费点周折。两个小的喜欢跟着爷爷奶奶住，只好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女儿在他们夫妇的床边搭个小床。这么大的女儿，还要住在这对年纪不到四十的中年夫妇的床前，我觉得未免太不方便。我笑着将了老徐一军：“老徐！你这个书记，可得关心关心绍鼎这个知识分子的房子了，能给他解决半间也是好的。”老徐好像没听见，把话很快岔了开去。
这是我在认识老徐的短短几天里，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对他感到不快。我心想：“你也是个耍嘴皮的。知识分子长，知识分子短，一到来真格的，你连什么问题也不帮助解决！”
不料，我的话音先遭到张绍鼎爱人田德荣的反对。她说：“没啥，没啥。听说老徐家也是七口人，住的房子还抵不上俺家的宽敞。”
我正犹疑间，送老徐和我来的司机开腔了：“你不信？真的。老徐家还住在漯河，没搬来。上月我送他和绍鼎去漯河办事，到他家去过。两间扒扒屋，又矮又小，我怕进去转不过身，只在门外站着，等老徐出来后，就开车送他们回来了。”
难道真是这样？我转念一想：也有可能。这些年干部们受过的罪还少吗？说不定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人强占去了，到现在还没能退回来。我便又问：“老徐，你那房子住了几年了？”
老徐笑笑：“住了二十几年。嘿，提那干啥？那旁边有好多都是烟厂工人，我是从烟厂出来的，人家能住，我有啥不能住？那房子我住惯了，还舍不得同人换咧！倒是绍鼎的房子，是得想办法解决。他是个工程师，晚上总得看点、画点什么。这屋里，就一张大桌，到晚上他还得同妮和小子抢桌子！”
他说得那么坦然、俏皮，把我们都弄笑了。我又一想，他住在那房子里的二十几年，正是他在漂河从副市长做到市委工业书记的二十几年。漯河是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有个市长、市委书记，竟在那种房子里住了二十几年！
这时，老徐已经同田德荣拉起家常来：“德荣，我听说有人来给你和绍鼎施加了点压力？”
田德荣长得挺秀气，挺文静，说起话来却很厉害：“啊，你也听说了。老徐，我正想找你给绍鼎换个工作呢。他害过肝炎病，最怕生气！再说，他也受不住这么个累法。天天都是黑更半夜才回家。我也同绍鼎说了，要他在家休息休息，可他就是不听。他再这样下去，将来挂牌子游街，我可不跟着他去陪罪！”
老徐说：“中！他挂牌子游街，我去陪着。我在这方面有经验。这些年，挂过牌子游过街的，不一定全是好人好干部；可是，好干部却很少没游过街挂过牌子。绍鼎年轻，没捞住这机会，真能试试，倒也不错，威风着哩！”
空气渐渐活跃起来。老徐大谈起妇女在“四化”中的作用来。他说：“前些时候，我常对一些同志讲：开劳模会，要把劳模的爱人也请来，发戏票要发两张，出去疗养，也应该请他爱人陪着去。当一个劳模和一个好干部的爱人，实在不容易。又受累，又受气，劳模挨斗她还要陪着挨斗。吃黄连有她，吃白糖时不能忘了她。劳模们自己也得有点自觉性，工作忙回家少，到家时就得多陪点小心。见不到你这个人，总得听到你几句顺心话呀。我是直到前几年被关起来时，才算有点良心发现。我对孩子们说：‘我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你妈。我和她结婚三十多年，没陪她看过电影、逛过马路。她要工作，又要生儿育女，不比我少累。我忙时，她见不着我，这会我闲了，关起来没人找了，她还要来给我送‘官饭’。你们可都得对她好一点！’这些话，我没给老伴说。可是，没多久她就全知道了。她对我可好了！”
老徐还在说着，看来和他挺要好的司机，偏偏揭了他的底：“老徐，我看你爱人王群，现在还少不了对你有意见。上次你回家，只把工资交给她，在屋里坐了还不到十分钟，就跟我们一道走了。我还听说：你来许昌一年多，她来看你两次，你都没好好待承她！”
老徐解释道：“那是没法子。她第一次来，我不知道。等我开完会，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她第二天一早就得走。第二次，我可是下决心要好好陪陪她的。半夜里发生一件大事，电厂负荷太大，要停几路电，停哪路不停哪路，配电所不敢当家，因为大家都向他们伸手要电呀！我只好亲自上阵，坐在那里指挥。等到想起王群还在宿舍等我，连忙赶回去，天已经大亮了。一进屋，她掂起东西正要走。我就帮她拿东西，送她上车站。一路上，王群不理我。我向她说：‘王群，我们这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有人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王群嘟着嘴说：‘还有谁？谁也没有你这么忙！’我说：‘有，年年有个七月六，天上牛郎会织女。一年只见一回面，也没闹过啥情绪！’王群被我逗得哭笑不得，气全消了。”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小屋里充满了欢乐。很难想象：这是市委书记在做家庭访问。田德荣也越来越开心，可还在埋怨张绍鼎：“绍鼎能像你这样就好了。往后，我也得让他跟你学着点，他当了厂长，愁得不轻，只知道埋头傻干生闷气！”
老徐顺着她的话头说：“我哪能和绍鼎比！绍鼎是个研究生。我呢，解放前一个大字不识。想偷着学点文化，挨了老板一巴掌，‘哼，你还想当博士？’解放后，我当工会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总共才四句话，我请人家写在纸上，背了五六遍，到时候还没念好，气得回家哭了一场。这才狠下心来进夜校学文化。我当了副市长，有次上夜校迟到三分钟，站在门口立正喊：‘报告老师！’老师说：‘进来。’我才进去，说：‘我迟到了，我检讨。’老师说：‘坐下！下回不要再迟到了。’我这才敢坐下。那时候，工农干部学文化，多认真呀。现在许多人把这些事都忘了。我学着写顺口溜、写剧本，也闹过不少笑话。第一次学写稿时，才认识二百多字，稿子上有不少字都是象形字。有人挖苦我：骆驼的蹄子，还想走猴路！以后我慢慢摸着，总算也摸出了点路。解放初期，学习光荣；文革十年，学习有罪。闹得有些人什么也不敢学，不愿学了。绍鼎，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往后我还得好好跟你学，恭恭敬敬地学。过些天，我就想把工交系统的科局长、厂长、书记们，组织起来，请你去上课。”
张绍鼎也说：“老徐！我也要好好向你学习。我这人，钻点技术，像是还行，就是不会当领导。有时候，我真都不想再当厂长了。”
“那咋中！”老徐立即打断他，“‘臭老九’多少年站不起来。现在上去了，不能自己下来。要给三中全会长志气！”
屋里出现一阵沉默。好像每人都在心里称着这句话的分量。过了一会，老徐才又继续说：“当领导说难也不难。你们厂的问题，我了解了一些。有的得从上面解决，从制度上解决；也有的，要从你这里解决。你也要学点领导方法，要有点肚量，有点气魄。周瑜会打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