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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 000亿元。4万亿元将超过政府财政的承受力，要分解压力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量发行国债，借他日之钱为今日所用；还有一种办法是由政府投资拉动、民间资金参股，带动民间投资。
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赋予增加投资与扩大内需双重功效，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常识性错误。积极财税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增加政府投资和退税，前者意在以政府消费替代民间消费不足；后者意在增加企业赢利与居民财富，以刺激企业投资、促进个人消费增长。增加政府投资可以收一时之效，大兴土木进行基础行业建设的确可以拉动GDP增长，但从长期来看，政府消费必定抑制居民消费增长。
经济景气周期高低循环，转了一圈，2008年的中国经济回到类似于1998年时的经济下行周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冲击强度之大超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因为我国加入WTO后，外贸依存度已经与20世纪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1998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拉动房地产消费、发行国债、建设大型项目等，增发国债1 000亿元，共发行3 808亿元国债，但政策在实体经济见效要等到2001年。但最后使中国经济复苏的是房地产消费勃发，加入WTO之后，外贸订单开始增加，解决了国内产能过剩，但没有能够改变经济结构。
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救灾，政府支配的资源、社会对国家经济主义的认可度与权威性呈爆发式增长，欧美的政府救市政策给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合意性论证。政府出台积极财政政策与行业振兴规划，没有遭遇意料中的一片反对之声，甚至市场派人士也大多沉默不语，而从股市投资者，到各个行业的从业者，都如大旱之盼甘霖般盼望着行业振兴规划的出台。这再次显示国家经济主义滋生的文化土壤。
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历时近百年仍能受到欢迎，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消费可以救经济下滑之急，可以将经济下行的痛苦控制在市场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至于以战争等极端形式毁灭产能；更重要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弥补公共项目之不足，使经济在更好的基础上增长。美国或者日本在经济下行周期，都有基础建设的投资高峰期。可见，全球都相信，一个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得多。
微弱的反对声来自于对国家经济主义效率的质疑。
2009年1月9日，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的救市方案一出，有权力划拨这笔巨额资金去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变成了全中国人的目光焦点。各地政府带着项目火速跑“部”进京，希望分得一杯厚羹。
盛况如何？《法制晚报》的描述是：“从那一刻起，这个位于月坛南街的部委门前，便再也没有安静过。一时间，周边酒店爆满，复印店忙得连轴转，小卖部中华烟的销售量直升，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率先拉动了发改委周边的内需。”
资金分配过程中各省市在发改委周边饭店扎堆驻扎的现象，提醒我们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已经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政府权力永远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意味着政府绝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资源，总是倾向于扩大掌握资源的力度，将范围越扩越大。
已经确立的一条经济学原则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需求，只有市场有这个能力。政府消费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人们寄希望于政府消费，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最终，无法改变现状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人大、审计署、舆论、市场利益相关人士，能够善尽职守，约束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面临重大经济转型的关口，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引导柔弱的经济体强身固本，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到以内需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转变到只有政府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国家经济主义倘若一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民意将急剧转向，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益均沾心态转变到对效率与公平的关注，到那时，国家经济主义的解体也就为时不远了。
暂且将理论问题搁置一边，倾举国之力渡过经济结构改革难关之时，重温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也许能让人释怀，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让中国走上富民强国之路就是好企业。
由此逻辑原点出发，不论国家经济主义如何，既然路径依赖无法摆脱，只要能够有助于建立中国的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只要能够扭转资源的低效配置与错配情况，我们不妨认可这是上百年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历史原点，以摆脱革命、新朝轮回的历史宿命，唯有如此，中国式改良才有切入经济体的契机。以国家经济主义作为出发点进行市场化的改良，同时引导各种力量对国家经济主义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也许是目前唯一的改革路径。
改革瓶颈：公益与市场两难（1）
国家经济主义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是间接质疑，而非直接###。到目前为止，经济界的遭遇战在国家经济主义的外围进行，主要议题是分配公平与企业效率。
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
社会各界有两次理论###战。
第一次国资流失###战在2005年达到高峰，郎咸平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声讨激起巨大的声浪，大部分民众激动地支持郎咸平先生，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并以亲身经历的种种具体事例为之作注。虽然郎先生以其海归身份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实属肤浅，他认为国有企业不缺乏效率而是缺乏信托责任，只要引进英国国有体制就万事大吉，这让所有经历过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时代的本土人士和熟知欧美国有企业改革历史的人嗤之以鼻，但他反对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坚定态度，却让他赢得了英雄般的喝彩。
第二次###来自于市场草根阶层对市场派经济学者的###，举凡吸引眼球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享受过被扔臭鸡蛋、烂番茄的待遇，其中尤以张维迎与茅于轼诸人为甚。这一次###同样以草根人士大获全胜而告终，经济学界所支持的效率至上而后解决公平的观点遭到唾弃，此后在房地产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等各个方面，效率再也不是考虑的唯一指标，甚至不再成为主要指标，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在为国家经济主义添砖加瓦。
这两次###战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不是第一次###公平派的胜利，不可能引出对效率的质疑；如果没有对已有改革指导理论的质疑，也不可能出现第一次的###战。敏感的社会大讨论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前30年建立改革合法性根基的效率论被公平论代替，显示社会发生深刻的裂变。公平与效率，本不应矛盾的矛盾体、本不应对立的冤家，却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出现如此异常的现象，只能说明原有的路径偏差太大，社会处于纠偏的关键时刻。
郎咸平2005年对“国退民进”的抨击，以及提出的中国国有企业缺乏的是信托责任、市场经济的立足根本是信托责任制这样的论调，引发应者云集，舆论对于MBO一边倒的抨击，说明中国尚不具备或已经丧失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时机。或者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权贵侵害公众利益的严重性，已使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难以为继。意在让中国改革更加公平的郎咸平，一度成为央企的代言人，他所说的“一块这样的土壤引进西方产权制度，必将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与中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高调表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业，也都有差的企业，关键看是否按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郎咸平的观点引发市场人士的普遍担忧，但他们无法抗衡汹汹反对之声。讨论失去了前提，也就丧失了意义。1978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原因就是当时的国有企业既丧失了效率又丧失了公平。在改革持续多年后，被丧失公平权利激怒的人们再次陷入国有企业先天公平的臆想，不仅成为历史的背叛者，更让改革失去了皈依，不能不说是改革过程中的一大悲剧。贯穿改革历史的国有企业高管高薪、垄断企业高薪等错误激励机制，中国经济中的实质性问题就此被消解，遁入国有企业时代人人平等的空想浪漫主义的虚幻背景中。
改革瓶颈：公益与市场两难（2）
但笔者作为市场派的赞成者，同样无法认可张维迎提出的国资赎买论与官员牺牲论，改革必须向既得利益手中赎买，官员牺牲大于普通民众，显失人情、显违常识的言论除了挑起论战间接为左派助威之外，对于捍卫市场经济毫无益处。如此迷幻的经济学流派，只能称之为经济学“鸦片”。左派举着维护弱势群体的大旗不顾一切为国有经济体制摇旗呐喊，而右派则因为吸食了对方的“鸦片”，丧失了理性与常识。前者更具有迷惑性，除了张维迎所说的知识约束，还应加上历史经验造成的路径约束，不少人对左派“鸦片”甘之如饴并非缺少常识，而是为了增加未来生存的保险系数，他们要的是计划济时代的饭碗，而不要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利益的被剥夺者。
在此关键时刻，试图为市场经济张目的张维迎们有心无力，立场飘忽不定，对于改革约束条件的阐述固然清醒，但在最敏感的也是最为大众所关心的利益补偿问题上，却打起了“迷踪拳”―他们先是主张对权贵阶层进行赎买式绥靖，换取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后在2008年又一反常态，提出均分国有股权和外汇储备，以更加极端的方式换取民意对改革继续支持。
对权贵阶层以及民意的双向绥靖，使市场派经济学既丧失了民意的支持，也丧失了学术的严肃性―均分国有股权与外汇储备在技术上存在漏洞，对历史上俄罗斯休克疗法导致的权贵经济视而不见，只能视为可悲的精神懈怠。俄罗斯改革是一场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