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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撤销等方式，处置城市信用社766家。始自1998年全国范围的信托业整顿中，239家信托投资公司最终只保留60余家。
为了兑付金融机构债务，26个省区市以财政担保借了1 411亿元央行再贷款。由于金融机构清理资产困难重重，清偿率很低，地方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地方财政负担。尤其是在一些贫困的乡镇，借款总额是其年财政收入的数倍，出现财政赤字在所难免。据悉，2002年上半年，有19个省（区）不同程度存在欠还本息的问题，占借款地区总数的。这笔再贷款绝大部分不了了之，成为改革的沉没成本。
另一笔支出来自于证券机构，从2002年开始，央行为证券公司关闭管理费用买单，发行了数百亿再贷款。
不良资产回收率20％？（1）
从理论上来说，央行发放再贷款，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打包收购银行不良资产，通过不良资产的回收，可以让央行负债平衡，不必印那么多货币。但这只是一相情愿。
不良资产的回收率极低。截至2005年9月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累计处置不良资产7 亿元，累计仅回收现金1 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回收现金甚至不能如数支付累计应交的再贷款及债券利息。央行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所发放的再贷款回收前景并不理想。以第一次剥离为例，按照再贷款和金融债券年利率计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年需向央行和对应国有银行支付再贷款及债券利息约300多亿元，5年利息总额超过1 500亿元。同时，5年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回收现金1 216亿元，这一数字尚不够支付利息（差额约为300亿元）。
2007年年初，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正式发布消息，公司已圆满完成了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截至2006年年末，累计处置不良债权资产3 亿元、3 亿元，累计回收现金亿元、亿元，现金回收率分别为、18％。按照20％的净回收率计算，损失也在4万亿元以上。
为了给银行注资，政府被迫动用外汇储备直接向银行注资，在中国的发钞机制下，这相当于直接增发同等数量的人民币。这些外汇储备在企业向政府兑换时已发行过一遍人民币，政府以外汇储备加入拯救银行的行动―由于动用的资金绝大部分为外汇储备，如果银行最终使用外汇冲销坏账，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货膨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央行发行的货币达到2万亿元左右。无怪乎一些学者愤怒地指责这样的工程，还不如直接收一笔税，或者财政直接拨出一笔巨款给银行算了。
2003年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颇具特色的“蜂窝式”控股公司，汇金作为“母蜂公司”，原是领“注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稳定中国金融使命而来的政策型公司，以后转型为一家参股控股范围遍及银行、证券机构与投资机构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或者说，这是中国大多数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的母公司。汇金向中国银行机构的注资包括：投入中国银行225亿美元、投入建设银行200亿美元、给予交通银行30亿元人民币、工商银行150亿美元，以及可能向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的数百亿美元。
讽刺的是，为处理不良资产而生的国有控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同样面临天量政策性不良资产的羁绊，不良资产回收效率之低、处置之难、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成本之高让人始料未及。
2004年，审计署在审查4家资产管理公司后指出，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和财务管理混乱是其存在的“三大问题”。四大公司在2005年与2006年两年中就此进行了整改和严厉处罚。据审计署2006年第一号审计结果公告，4家公司已对191名责任人给予开除、降职、警告、罚款等处分，审计发现的违法犯罪案件线索40起已移交有关部门立案查处。同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也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监管政策。
不良资产回收率20％？（2）
银行大量坏账转到资产管理公司，后者立即面临上万亿元的政策性业务亏损。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是以账面价值收购对口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处置形成的损失都挂在资产管理公司账上。即使按较高的25％左右的回收率，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业务的亏损也将超过万亿元。在处置过程中，极低的现金回收率要求成为利益漏斗。国内不良资产处理涉及地方、企业、银行各方利益，为了减少内部利益掣肘，不良资产公司有时借助外资之手进行处理，简言之，通过折价出售给外资机构，获得最低收益，“起码他们多少还能收回一点，我们自己来做，可能一分钱也收不回来”，有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如此表述引入外资的重要性。外资手握国内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上达天听、硬约束的特权，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引入外资加强回收率并不是全部，不良资产回收过程中的利益关节之复杂让人匪夷所思，外资不可能独自吞食庞大的蛋糕。
信达公司通过银建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银建）这个安插在资本市场上的特殊目的公司，让国内的不良资产包开始了国际化、证券化的旅途。这个市值不过40亿元、体量不大的公司所获不良资产包之多令人称奇。2004年接下信达569亿元不良资产，2006年1月5日，银建国际股东特别大会通过以亿元收购华融364亿元资产包的决议，等待处置的还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1 000亿元债转股，以及华融2 460亿元损失类贷款。
银建撬动资本市场，一手靠政策力量，一手靠国际投行。银建的最大股东信达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打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所确立的“银行不良资产对口收购”铁律，累计接收的不良资产规模已接近1万亿元，由此，信达由于处理效率最高成为四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排头兵，由口接收变成通吃。
银建是信达消化不良资产的通道：通道的这一头通向信达的不良资产库，另一头通向国际资本市场。信达源源不断地将不良资产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银建，2004年9月以亿元出售账面值达569亿元不良资产，创下资产管理公司向非中国内地公司出售不良资产的最低价格纪录。信达与银建所获颇丰：银建将收购的不良资产再委托给信达进行管理与处置，信达坐收所收回不良贷款总金额10％的管理费，由银建根据不良资产的回收比例向信达支付相应的奖金，并有可能以债转股的方式获得银建更多的股权。对于银建而言，在这单交易中，剔除各种费用，只要收回不良贷款2％以上的部分，就能获得利润。此举可谓一箭三雕。
在这一交易链中，花旗之类的国际知名金融机构不可或缺。这不仅因为补充资金、维持银建现金流的需要，更因为花旗等国际知名投行的加入，可以使银建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认同，将一只脚伸向国际市场，这对于信达和中国金融都大大有利。
向花旗借“虎皮”，不过是拥有不良资产处置权的人士不愿向国内市场公平分利的一种方法，他们以此方法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也可借此憧憬未来国际投行的地位。从不良资产处置的利益链条来看，获利的基础就是不良资产极低的现金回收率。国有资产或者说全体纳税人的权益，通过利益漏斗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垄断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使全体纳税人有可能在创新金融模式的幌子下，被某些利益群体坐而分肥。
不良资产回收率20％？（3）
信达与银建想借花旗的那身“虎皮”抬升价码，谙于此道的花旗岂能白借这身“虎皮”？结果自然是水涨船高，有利共享。于是，我们看到银建以内部人的身份从信达获取的特殊价格，被大块分利给了花旗。银建国际2006年1月公告称，该公司以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账面值为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同时以亿元的价格将该资产包的50％售予了花旗集团。
此次收购创下两个“之最”：一是外资收购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之最；二是收购价格仅为资产面值的，创下了外资投行收购中国不良资产的价格新低。
KTH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最早将国际大投行引入中国不良资产处理领域的王都在与摩根士丹利交恶后所吐露的信息是，不管是哪位外国投资大佬，在接盘不良资产之后，并未付出真金白银，而是重新分销给国内的投资者，从中赚取差价。
2002年，长城向高盛集团协议转让两包价值4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高盛出价亿元。价格低到长城各地的办事处纷纷抢先处置资产，处置价格都高出长城总部开给高盛的价格。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定价，虽然是无奈的自发之举。同一年，建设银行出售给摩根士丹利的35亿元不良资产包由于明显低估而被银监会阻止。即便是在不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这些价格都是显失公平的。越早处置的资产回收率越高，在两到三年内无法回收的资产基本上回收无望。
银建与高盛、花旗的合作还是少数，并非所有的外资都能享受同等待遇，由于利益纠葛、政治因素和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争取未来的生存权利等种种因素，中国在截至2004年年底的4年里，仅向外国投资者出售了面值约近500亿元人民币（合6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
2005年年初，普华永道公司公布了一份报告，他们调查访问了40家企业和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属下的专门部门、不良债权投资基金和其他商业机构，收回17份问卷，比率达到42％。
对国际不良资产投资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所有投资者都把中国视为亚洲的（即使不是第一优先）重要市场，几乎所有受访者预期会投资5年以上，外国投资者预留了800亿~1 200亿元人民币（合100亿~150亿美元）在未来3年内投资中国不良资产市场，这只是一笔投石问路的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