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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应该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
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专说熊先生的为人。记得熊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说过，哲学，东方重在躬行。这看法，专就“知”说，很精。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谈一些琐细的，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
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静，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三十年代初期，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熊师母在上海，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顺便逛逛，他不答应。我知道此事，婉转地说，师母来也好，这里可以有人照应，他毫不思索地说：“别说了，我说不成就是不成。”师母终于没有来。后来他移住上海，是政协给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
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且说这个铁箱，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离，带着它，返途嫌笨重，扔了。
享用是这样不在意；可是说起学问，就走向另一极端，过于认真。他自信心很强，简直近于顽固，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写《破破新唯识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下，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我忍着笑走了。
对于弟子辈，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要求严，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谈起训斥，还可以说个小插曲。一次，是热天的过午，他到我家来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严厉地对妻说：“看你还聪明，原来糊涂。”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听下去，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
在一般人的眼里，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无宁说是不可及。就拿一件小事说吧，夏天，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这样，毫无局促之态。这我们就未必成。他不改常态，显然是由于信道笃，或说是真正能“躬行”。多少年来，我总是怀着“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同他交往。他终于要离开北京，我远离严师，会怎么样呢？我请他写几句话，留作座右铭，他写：“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十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并把墙上挂的一幅他自书的条幅给我，表示惜别。这条幅，十年动乱中与不少字轴画轴一同散失。幸而这座右铭还在，它使我能够常常对照，确知自己在读古今大著和寻玩义理方面都做得很差，惭愧而不敢自满，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收获，总是熊先生最后的厚赐了。
九 马叙伦
马叙伦先生，原字彝初，后写夷初，杭州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比鲁迅先生小三岁。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六十年代患病，神志不清，靠护理及药物活了相当长的时期，于一九七〇年逝世。
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听了马先生一年课，讲的是宋明理学。讲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是中上等身材，偏于瘦，面长而苍老，态度严肃，总是穿蓝青色缎袍，团花，闪闪发光，坐着讲，完全是旧日书院山长的风度。马先生是哲学系教授，在学校像是多讲《庄子》，著有《庄子义证》一书。他通旧学的各个方面，文章和诗词都写得不坏。更高的是书法，虽然名声不像沈尹默那样大，我觉得，与沈相比，风华像是差一些，至于筋骨内敛，也许要占上风。我同马先生没有个人交往，可是据我所知的一点点，觉得他在北京大学的老一辈里，人品学识，有不少是难及的，值得说一说。
马先生的为人，就兴趣说是多方面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述说为证。四十年代末，他出版过笔记性质的书，两册：《石屋馀渖》和《石屋续渖》。《馀渖》有“马君武”条，说：“君武长余四岁，一浮（马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髩，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君武西游，留学于德国，及归而与政，然所成与余相若。”又“余之信仰”条说：“人生堕地，即入社会，惟有两利，以了此生，至于得福得祸，各随因缘，权在于己者，即看明环境，权量轻重，趋于合理，自然得福。若环境所迫，祸不可避，则安而受之，生死不计。”这是表示，他主张入世，言行要利于社会，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祸也在所不计。
他的经历就正好说明他的立身处世态度。早年，他在上海编《国粹学报》，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排满的革命刊物。入民国以后，他曾任教育部次长。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说他：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叛国称皇帝，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曰：‘是不可以久居矣。’即日离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四十年代中期，他反对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组织民主促进会，奔走呼号，要民主，因此而在南京下关被打伤。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趋于合理”“生死不计”的信仰的实践。
但他还有另一面，是“仕而优则学”，或者说，关心社会而并不放弃治学。对于中国旧学，他是儒道释兼通。在北京大学，他讲书总是贯穿百家；名著《庄子义证》更是这样，讲的是道，却用了不少佛说。关于书法，他不只写得好，还是理论家，《馀渖》《续渖》中有不少讲书法的条目，对于古今书法家几乎都有评论。眼力可算是锐敏深刻。——自然，这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求人人都同意很难，即如过于轻视赵董，我就不能同意。我一直以为，书法高下与某人喜爱与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二者可以相合，如高的为人所喜；但有时也许不合，如高的不为人所喜，下的反为人所喜。赵董同样出于二王。二王兼收古之所长而表现为今变，因为内容丰富，所以后世取其一仓一廪就可以成为小康。取什么与时代的风气有关，又与个人的癖好有关，同源异流，流的路径越长，面目变化越大。正如欧是取其险劲，米是取其流动。赵董是取其柔婉；至于功力之深，我以为欧米与赵董是各有千秋。话扯得远了，还是转回来，说马先生的治学。他还治文字学，晚年孜孜不倦，因为精力时间都不够，五十年代前期，曾请古文字学家陈保之（邦怀）先生帮他整理旧稿。其时马先生任中央教育部部长，为治学，真够得上鞠躬尽瘁了。
还有一件，是马先生的轶事，也应该说一下。几十年前，北京餐馆的食谱名色以人名者有三种，曰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这马先生汤就是马叙伦先生所创。碰巧《馀渖》有这一条，可以抄录几句以代替说明。
余亦喜制馔品，……君三白汤必余手调，即诸选材，亦必与目，三白者菜、笋、豆腐也。……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蕼为要品，……然制成后，一切物味皆不可得，如太羹玄酒，故非诚知味者不知佳处，……住在北平，日竭（？）中央公园之长美轩，以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令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
《石屋》两种谈见闻掌故，寓个人褒贬，见识多可取。只是少数谈狐仙，谈相术，虽系志异性质，出自马先生笔下，总像是穿高跟而插凤钗，不协调。想起熊十力先生，与马先生同行辈，也是哲学家，可是同样信相术，莫非本土的儒道释，就真与舶来的所谓科学南辕北辙吗？
这里还是宽厚一些，放过小德。且说谈这些琐事的原由当然是怀念。说起怀念，总是感到遗憾。其一是没有获得马先生的手迹，所能见到的只是影印在《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前面的十四首诗和一首词。《馀渖》有“余书似唐人写经”条，说人谓相似，只因得其法。这说得很对，马先生这件手迹用小楷写，风神确是与唐人写经有相似处，不过唐人写经多经生书，工夫虽纯，终非书家，所以与马先生比，总觉得脂泽有馀而筋骨不足。另一遗憾不是生也晚，而是生也贫，在京华住的时间不短，竟连仿制的马先生汤也没有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