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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补贴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也使农业贸易严重扭曲。非关税壁垒盛行是当前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特点。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名目繁多，既有反倾销等直接措施，又有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以卫生和安全等标准等，拒绝非洲产品进入它们的市场。这些贸易壁垒每年给非洲国家每年损失200亿美元，非洲地区的商品出口在世界总出口的比例正逐年下降，1980年为5。9％，1990年为3％，2000年为2。1％。
2、西方大国加快掠夺非洲资源，进而威胁非洲国家的经济主权。
当全球商品、资金、技术和劳务随着经济自由化而迅速自由流动时，西方国家乘机进行跨国贸易扩张，利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不断向非洲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开放更多的市场，以便进一步利用非洲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牟取更大的暴利，使非洲国家的主权受到挑战，经济主权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非洲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表现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市场、全球金融以及跨国公司的制约。在西方国家不断迫使非洲国家推行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产业私有化的进程中，通过收购股份、资本渗透方式，进一步削弱非洲国家的经济。在非洲，私有化领域包括电信、电力、航空到矿产（包括石油）、金融、保险等重要经济行业。例如，铜矿之国赞比亚欲将其支柱产业铜矿业收归国有，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以终止贷款和援助为要胁，迫使赞政府将铜矿业列入私有化计划，1998年盎格鲁美利坚公司以7200万美元的低价收购。赞比亚90％的企业已实行了私有化，但是赞比亚人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受益的只是外国投资商人和他们的国家。
因此，跨国公司正是通过这种“名正言顺”的手段，控制非洲的资源和经济命脉，从而使非洲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蚕食其经济发展能力。坦桑尼亚总统卡帕在1999年9月召开的第54届联大会议上就强烈呼吁：“我们需要一种以（经济）增长、稳定和社会平等为主旨并能以有利方式促使最不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体系。”
3、对非援助呈现新趋势。
冷战结束之后的90年代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大幅度减少，流入非洲国家的援助资金也呈下降趋势。1999年非洲共得到149亿美元的外国发展援助，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990年下降了37％；人均净援助额从1990年的42美元下降到1999的19美元。
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联合国曾有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援助不发达国家。实际上，目前发达国家对受援国的实际平均支付额只占GDP的0。25％，这远远低于0。7％的承诺。从绝对值上看，各援助国所承诺的援助额与实际提供的援助额之间的差额每年近1000亿美元。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美国，对穷国的发展援助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它们开始逐步调整对外援助政策。2001年12月，世界银行发表了《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建立包容性的世界经济》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防范全球化风险、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受益的七点计划，内容之一即是要求发达国家增加外援。2002年2月，葡萄牙向非洲葡语国家提供2。03欧元的援助。
为了显示加拿大对非洲的重视，加拿大在2001年末的预算中特别增加5亿加元的对非援助。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3月14日宣布，在今后3个财政年度里将美国每年的对外援助增加50亿美元。欧盟也决定将援助穷国的资金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3％提高到2006年的0。39％。
2002年6月，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八国承诺：今后4年内每年对非洲国家官方援助要再增加120亿美元。
4、外国资本重新举步非洲大陆。
虽然投资非洲的年回报率高达30％，远高于欧洲的10％，但由于西方媒体对非洲的不公正报道，影响了对非洲的投资。投资者担心这一地区的政局动荡多变，一旦遇上战争或动乱，投下的资金很可能化成泡影。此外，内部市场规模小、进入国际市场通道少、腐败、交易成本高、基础设施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也使投资者对非洲持币观望，举步不前。总的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投资份额很小，2001年，非洲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全世界的2。3％，占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8。4％。
近两年来，跨国公司对这个长期被遗忘的大陆的信任正在逐渐恢复，外国直接投资加强了对非洲的投资。
2000年1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商会对壳牌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65家跨国集团中，有一些跨国集团表示将维持目前对非洲的投资水平，有1/3的跨国集团表示在未来五年之间将扩大对非洲的投资。事实上，流入非洲的投资正在持续的增长之中。1998年、1999年和2000年，非洲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90。21亿美元、128。21亿美元和86。94亿美元。2002年9月，联合国贸发会发表了《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显示，由于外国跨国公司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私有化进程，带动非洲大陆投资增长。在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一半以上的情况下，非洲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了80亿美元，达到170多亿美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01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首次超过了100亿美元大关，达到118亿美元。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也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初级部门，特别是石油部门，在过去两年中，流入服务业（如银行、金融、运输和信息等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变得重要。这表明，在非洲的投资机会在逐步扩大。
5、重债穷国计划方兴未艾。
1996年9月，根据西方首脑（里昂）会议的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了一项被称为“重债穷国动议”的行动计划。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加强的重债穷国动议”。截止2001年12月底，非洲有34个国家被列入重债穷国救助对象，其中有20个达到“决定点”标准并获得重债穷国救助批准。
乌干达、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已达到“完成点”，三国分别获得130亿美元、43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
世界银行作为全球重要的国际机构之一，也在努力支持致力于改革的国家实行减债，减少最边缘国家的债务，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将使他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从中受益。根据扩大的重债穷国动仪，目前正在对25个国家实施减债一揽子计划，减债总承诺额为360亿美元。但是减债资金不应出自不断减少的外援预算，减债必须是外援的补充。
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推出的新的债务减免计划，虽使受惠国在教育、卫生、健康等方面受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重债穷国的外债负担，但相对庞大的外债总额来说还是杯水车薪，还不足以使债务国恢复发展能力。况且，在减免外债计划中，债权国还提出了许多苛刻的附加条件，减债力度需大力加强。
6、碳税国际合作提上议事日程。
自19世纪末瑞典科学家阿伦纽斯（Svante
Arrhenius）首次提出人为温室效应的断言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之一。1997年，第三届世界气候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大会通过了限制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规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指标，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给具体的减排要求。
为了寻求控制污染的最优途径，按含碳量进行征税即碳税制度已引起各国的重视，以丹麦为初始已在一些国家实施这一制度。国际社会也在考虑对每个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征税，争论焦点涉及碳税设计上的诸问题，包括税率、缴税货币、税额的使用等等。如碳税的税率是全球统一还是依各国经济状况而定。全球统一税率将使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将有捉襟见肘的国民收入抵作碳税，人民生计更为艰难。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碳税额相对于其较高的人均收入只是九牛一毛，起不到什么限制作用。倘若区别对待，征收原则又如何掌握。因此，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成为兼具环境——经济——政治三重性质的国际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讲，减少气体排放，使世界各国受益；但从现实来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将限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受相应的利益损失。毕竟，非洲大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工业化和居民消费水平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相应的能源消费将持续增长，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实施二氧化碳的政策和目标。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各个国家的损失都是全球性的，应在国际层次上开展必要的国际合作措施，在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与斗争中，寻找到一条符合非洲国家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对新的国际发展环境的回应
1、加强南南合作，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斗争营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
要想改变非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困难处境，单靠非洲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在加快非洲政治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必须大力开发南南合作和积极推动南北对话。从1954年万隆会议的召开、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诞生、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的呐喊、1975年《洛美协定》的签署，到1999年和2001年来自西雅图和多哈的据理力争，以及1986年、1993年和2000年三次乌拉圭回合，均对国际经济旧秩序发起了一个个有力的挑战。
对于发展中国家长期强烈要求变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意愿和努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