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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本读不完的书
有人说，要做一个现代商人，在高速变化的时代里，必须要学会三种语言，除了国语以外，还要会英文和电脑语言，同时要具备四大技术：开发、复制、管理、交换。
三种语言，是中国社会上班族都需要的知识；而四大技术，则是在任何企业工作的人都需要的能力。在电子业要会开发、复制、管理和交换，而在新闻传播界，同样需要开发（企划、采访）、复制（写稿、编辑）、管理（人事）和交换（咨询交流、观念沟通）的能力，每一个行业所需要的技术不同，我们必须了解在自己的行业里面，需要哪些技术，然后不断去充实。而在政治、非营利机构里，所需要的技术和企业不同，领袖要了解自己所处环境的特色，加强所需要的能力。
要成为成功的商人，就要会那一行的知识，而且是“全备的知识”。
但实际上，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而社会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商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
一个人最需要学习的是大脑，一个单位最需要学习的是领导。学无止境，这就意味着领导必须把学习当做人生的一件大事来做。
王积薪是唐代翰林棋待诏，是当时有名的棋手。传说王积薪在学成下棋技艺以后，曾以为天下无敌。有一次他游览京城，住在旅店里。晚上熄灭蜡烛后，听店主人的老妇人隔墙招呼她的媳妇说：“这么好的夜晚，时间难消遣，下一局棋吧。”媳妇说：“好啊！”于是她们就开始下起了盲棋，王积薪听老妇人说：“我在第几道下子。”媳妇说：“我在第几道下子。”各人说了好几十道。最后老妇人说：“你输了。”媳妇说：“这一局输给你了。”王积薪暗暗记下她们下子的步骤，第二天照着次序，重新摆出那盘棋的局势，她们下子用意之深，布局之妙，都令王积薪自叹弗如。从此他悟出艺无止境、学无止境的道理，不再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
商人往往是一些在某个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成就的人，应该像王积薪那样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心学习的小学生地位，取得不断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只有坚持不断地从别人那里汲取长处，充实自身，才有后劲保持优势，这是被古往今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道理。
作为个人，努力学习他人所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作为一个企业，如果不积极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那么后果就更为严重了。因此，有远见的商人一向十分注意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学习，并将它们作为强大企业之本。
17世纪末，为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俄国派出一个宠大的使团到西欧各国考察。在这个使团中，有位叫彼得·米哈依洛夫的下士随身带了一个印章，上边刻着：“我的身分是学生，我需要老师的教导。”一路上，他虚心拜师，认真研究桥梁、风车、水磨、建筑，参观科学院、大学、兵工厂、铸币厂、天文台乃至棺材厂，还学过人体解剖和拔牙等。
在荷兰，他的老师在一张证书上写道：“彼得下士深入学习了解船的技艺和绘制平面图的要领。我认为他现在已经完全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另一位炮兵上校在证书中肯定他完全可以被视为“一名技术全面、专业精通的熟练炮手。”由于他的苦学，结果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证书。后来人们才大吃一惊，这个“下士”原来是俄皇彼得一世。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也曾发生过，例如康熙皇帝向汤若望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知识；同治皇帝通过谭嗣同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曾国藩向欧洲学习造船技术等等，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学习对他们的重要性。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
社会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是一座世界最大的“大学”。香港知名商人、中策投资公司总裁黄鸿年在小的时候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在“社会大学”里却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对他后来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1961年10月18日，黄志源和黄鸿年兄弟俩登上远洋巨轮，挥别了家人。一个星期后，兄弟两人在广州上岸，11月初抵达北京。不久，老大被安排上高一，黄鸿年则被送到小学插班念六个月六年级，先熟悉环境、打好基础，然后才到汇文中学继续求学。
不过，黄鸿年真正在学校求学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的学习实际的人生经验。黄鸿年在内地一住就是整整10年，而这10年刚好是新中国最动荡的时期。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时，黄鸿年正在北京汇文中学念高中二年级。
该年8月及9月，毛泽东三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万头攒动、斗志高昂的红卫兵的敬礼和高呼时，跟随着人群的黄鸿年也在现场，成为这段惨痛历史的小小见证人。
“突然不必到学校上课，再不必做功课，大家都好高兴。”黄鸿年回忆说，“由于我是属于有海外资产阶级背景的黑五类，在天安门时也只能站在后面远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期间，黄鸿年就跟随着学生大队展开两年的大串连，乘搭火车、公车及轮船到中国的天涯海角，然后又在山西省南部的一个名叫太阳公社插队一年当职业农民。
在一穷二白的农村里，黄鸿年和来自五湖四海10位青年，共挤在一个面积只有80平方尺的小房间睡觉，房里的空间刚好可放下床铺；惟一的公厕设在屋外，冬天内急时上厕所那种全身被冻僵的苦滋味，很难受也很难忘。
在深达百多公尺的老井打一小盆水，往往要花上5分钟，黄鸿年至今记忆犹新，他表示：这盆水我须先用来洗脸抹身，然后用来洗头，最后再用来洗脚，所以是“一水三用”。
“当时我们每天的菜钱是两分钱，刚好可以填饱肚子，过年时才能吃到肉，不过每个月我会设法回北京一趟，那时我父亲还定期汇钱给我，我可以在城里吃顿好的，补补身子，在北京饭店吃碗热烫烫的馄饨只需一块人民币，一个全套西餐也只是三块人民币。”黄鸿年说，“可是这已不再是物质上的问题，而是精神上的空虚和绝望，使人难以忍受下去。”所以那段日子何止是“清苦”，其实简直是“千辛万苦”。
在印尼望加锡时，黄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黄鸿年也非娇生惯养之辈，可是家境总算是渐渐好转，属于“中康”阶级，还好，在中国的日子即使再苦，他也熬得住。黄鸿年在汇文中学的老师徐绪标就回忆说：“黄鸿年那时根本不像富家子弟。很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好打不平。原本华侨子弟毋须上山下乡，但他主动报名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回想当年停学下乡干活、向无产阶级的农民和工人学习，黄鸿年有无限感想，他说：“当时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是在浪费青春，我大有怀才不遇的感叹，我的中学校长自杀身亡给我的打击尤其大，我的理想和希望全破灭了。于是，我开始思考，可是越思考心里越矛盾，也越难受，挫折和痛苦久久无法挥去。”黄鸿年最后决定带着千头万绪的心情，离开无时无刻不在批斗的神州大地。
“1970年，我写信给周恩来，热切表示我要尽快回到印尼。几个月后，当局批文发了下来，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推向另一个高潮，没有人可获准离开中国。我不知道我在那时候是不是惟一一个获得特别批准离开中国的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能获准离开的人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极少。”黄鸿年说道。
1970年离开中国时，黄鸿年也曾深深后悔把人生中最宝贵的10年就这样给浪费了。不过，今天他却有个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说：“现在回想起60年代在中国的那整整10年，我觉得不但没有浪费，反而是我日后重返中国大展拳脚的无形的宝贵资产。”
白白的“浪费”转变成千金难换的“资产”，看来只是一线之隔，而这个大转变的最大推动力，就是来自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僵化多年的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为海外华商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而在文革时期高举毛语录、高唱革命歌曲、跟随大队下过乡的黄鸿年，日后重返中国经商，建立人际关系时，他所处的优势自然会比没有这类特殊背景的人强得多。
其实，那个时代的大串连，就好像是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大大扩大了人生的接触面，了解了民情民俗，经过这么一个大时代、大动荡的人，他们所吸收到的知识，是学校课本所无法学习到的。黄鸿年就这样表示：“现在中国的各级领导都经历过这个大时代，我们都有共同的时代背景，也有着共同的感触，因此谈起话、做起事来，大家可以取得共鸣、共识，也比较容易沟通。”
他说：“我经常形容中国是一部无字天书，必须细心地接触，才能有些体会和了解。在中国的10年里，我感觉我一直是在社会大学上课和磨炼，这种特殊的经历和难得的经验，使我日后对各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都会比一般人来得敏锐和全面。因此，我虽然没上过大学，可是现在我却经常受邀到大学讲课，原因是经过在中国的10年磨炼和反复思考，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分析可能比教授、学者还要深入和全面。”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许多高官，是和黄鸿年同时代的人，共同的经历和语言，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共鸣，当“中策现象”在神州引起争议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都有人站出来，肯定“中策现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和贡献。
因此，黄鸿年虽没上过大学，1994年却被天津市南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被浙江大学聘为顾问兼职教授，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