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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没有为避免把未熟、已熟和过熟的水果混同对待而分三次采摘，所以很难、甚至不可能把水果保存好。在缺乏贮藏水果的良好设备和保存水果的科学方法的情况下，这种缺陷便使得水果只能保存住二十分之一，使这些作物只出产了二十分之一的果实。由于必须借贷，由于开支，由于担心受骗、被盗和得不到帮助，最后，由于分散的耕作制度所固有的一切缺陷，使人不愿种植，以致造成更大的破坏性的损失，可以估计这种损失达到收获量的二十倍。
渔业和狩猎业在公有制的管理之下，产量也同样会大为增长。
河鱼很有价值，它不需要任何照顾，而它的异常的繁殖力不象野兽的繁殖力那样会损害作物的收获。假如就间歇捕鱼，以及就每条河应保存的鱼量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那末鱼类的资源该会何等丰富啊！这种一致乃是公有制度的属性之一。我曾听到一些可靠的专家说过，假如能够商定，仅在适当的时期内按照适于鱼类繁殖的数量来进行捕捞，假如只用竭泽而渔的四分之一时间来猎捕水獭，那末在一块小河流内平常年份会捕获比现在多二十倍的鱼。在公有制度下，谁会妨碍采取这一切措施，谁会妨碍甚至除产河鱼之外还产池鱼呢？这些活水塘分许多小池来保存和饲养各种鱼类。
自然科学家们在颂扬自然界的慷概，它表现在：由于在鲱鱼繁殖时期有北极浮冰的屏障来保护鲱鱼免受我们追捕，因而每年有大量的鲱鱼成群地游到我们这里来。假定说没有这种屏障，我们的船队任何时候都能通过北极的水流，并在其中进行捕鱼；毫无疑义，渔民的贪欲和嫉妒会使北方丧失这种丰富廉价的食品。这时，未必能捕获到现在鲱鱼数量的二十分之一，因为现在鲱鱼在这种冰块之下能够平安地繁殖，所以能保证给我们提供多二十倍的收入。
野禽和野兽同时是农村的装饰品和人民的财富，又是害虫的扑灭者。如果说应该避免使某几种禽兽繁殖过多，那末同样也应该防止把它们全部被消灭。农民经常抱怨猎人云集，捕杀那些啄食小虫和其他昆虫的飞禽，以致使各种农作物都长满了毛虫。
希望有这样一种事物的秩序，在此秩序中，农业劳动比狩猎更富有吸引力。由此，狩猎将不被重视，而只降到必要的限度，这样就带来双重的利益：（一）毋需任何操心，野禽和野兽的数量便会增加十分之九；（二）昆虫将会被消灭。
在关于节约和致富的这些论述中，我还未谈及主要的一点，即关于人和牲畜的健康和长寿，以及关于品种、特别是人种和马种的改良。培育这些生物需要花费很高的代价，然而，由于政治的过失，却使它们象蚊虫一样大批大批地死亡。
至于谈到人，那末很显然，节约在这里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如果说，公有制使所有事物都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那末，就体力、长寿和智力方面来说，人的完善程度至少要增加两倍。公有制（我们将在关于卫生一章中最后对此加以论证）有能力彻底根除一切传染病：黄热病、霍乱，等等，根除一切急性病和慢性病：痛风、寒热病、癫癎、麻疯、癌症、风湿症，等等。这些病症都是由于我们联邦制和不平等的社会的整个不良组织所产生的。
至于牲畜，同样很难设想，各种不同的品种，例如马会改良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我们在阿拉伯半岛已看到马的繁殖的情况，那末，假如给予适当的照料，它在什么地方繁殖不了呢？例如，象阿登这种区域的居民现在仅饲养一种驽马，其价格仅为一百法郎，经过十年将由现在价值三千法郎的骏马取而代之。所有公社集体甚至在不毛之地上都将拥有良种牲畜和优良的牧场。由此，经过十年的公有制，阿登在改良马种方面将使产值增加三十倍。羊、牛和其他牲畜的情况也一样，这些牲畜品种的改良到处都会带来惊人的利益。
就这方面来说，当一旦象当时拥有欧洲最优等羊毛的英国所实行的那样，借助普遍的和统一的猎捕，解除狼的威胁，而有可能在美妙的夏夜自由自在地牧羊时，绵羊将提供特别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种统一的猎捕，只有在公有制度下才有可能，才会获得可靠的成功。
公有制度还具备这么一种优越性，即能驯服和改良好几种迄今被认为不肯就范的动物。在为数众多的从来不能服从现代文明羁绊的动物科系中间，我们可以指出海狸、斑马和非洲野马。海狸会出产大量优良的皮毛，从而使社会集体富裕起来。斑马和非洲野马则是在速度和体力等方面都超过普通马匹的两种出色的驮兽。
总之，经过我在本章以及前几章中所作的论证之后，事情便非常清楚。如果把公有制度运用于工业、农业、生活等一切细节方面，那么，就整个管理来说，将会获得下列结果：
（一）节省开支十分之九以上；
（二）产量至少增加五倍；
（三）食品质量大大提高，尤其在卫生方面；
（四）劳动时间大为缩短，所有工作都变得异常轻快，等等，等等。
然而，指出下列一点不是无益的，即我并非提出冒险性的断言，也不是在夸大其意义，我只是举出一些不可反驳的论据来证实我们的体系而已。我仅仅阐述了我的见解和我的经济手段的一部分，而这些手段繁多而复杂，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加以充分考察。例如，在我所列举的应该取消或加以改变的职业项目中，有许多行将消失或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行业就完全没有谈及：如旧货商、小玩物商、牧人、牧羊人、看门人、监狱看守、大使及其随员、派住外国的间谍、特别信使，等等，等等。至于邮政，它的管理机构将与其他类似的公共机构合并起来，而不致对公有制有任何损害，这一点在目前则是难于实现的。这样，无论在物资方面或人力方面都会取得重大的节约。因为，抽出来的人手将转用到其他工作上。我也还未提到清洁工、擦地板工、擦五金器具者、马夫、掏阴沟工等等。这类劳动在公有制度下将获得双重的好处，即它将失去其令人厌恶的特点，并且将缩减至二十分之一。我也不曾提及皮革业和制鞋业，根据我们街道走廊的安排和乘车骑马的便利条件，这两种行业将节省三分之二。那时靴鞋将是轻便、雅致和特别整洁的。就这方面来说，成衣的生产工序也会按劳动者的利益而作惊人的改进。
我本可以把这个可取消的职业名单大大补充；然而我认为，就我所谈过的这些已足够使一切好心肠的人深信不疑了。至于那些想对目前秩序与未来秩序进一步加以比较的人们，他们只须把工艺和行业的一览表浏览一下就行了。他们会在我之后捡拾到劳动田野上的不少东西，也就是说，他们还会在那里找到许多需要加以铲除的杂草。
由此解决了“指出消灭法国贫困之方法”这个可怕的问题，道德与政治科学研究院为此悬赏征文达五年之久，可是毫无结果。
然而，这些博学之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所要求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迹！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希望根绝贫困，而他们却在不断地散布滋生贫困的种籽——私有制和分散性。他们要废除后果，而却在推崇原因！也许，他们了解，这个有被其本身过分行为葬送之危险的社会①的基本缺陷何在，但是他们却深怕触动这些缺陷。他们对于现状确实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晓得，未来正孕育着暴风雨，然而他们却同一切罪恶妥协串通，并且自己也广泛地参与其事。那些冒牌的慈善家们还要更坏，他们竭力支持混乱，给它打掩护和涂脂抹粉，使它不显得那么丑恶；他们调节和安排社会的一切非正义行为，并将其载入他们的法律和法典之中！而且为使自己不择手段的勾当有更大效力和权威，他们恬不知耻地盗用人民的名义，盗用共和国的名义，来颁布反人民的法令！制宪会议、甚至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贵族过去就是这样干的；目光短浅的老吉伦特党的继承者们，如果一旦政权在握，也会企图如法炮制。他们的机关报《国民报》是最卑劣、最声名狼藉、最落后和最有嫌疑的。
①当我提到不平等制度而使用“社会”一词时，这个词应被看作是反话，因为真正的社会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会存在。——原注
《公有法典》
泰·德萨米著 黄建华； 姜亚洲译
第八章 哲学
要往无产者的头脑里灌输真理：你有责任给无产者进行这一洗礼！
要想奠定人民生存的基础，要想组织任何教育体系，我重复一遍，就必须从一种作为我们向导和指针的基本观念出发，即必须要有一种哲学。因此，在谈到教育这一重要的主题以前，我认为自己应该集中心思，先来说明几个哲学概念。
我请求读者暂时抛弃我们时代的偏见，而且，如有可能的话，设想自己置身于未来的公社。我特别请读者仔细读一读本书的这一部分，因为我所阐述的真理，彼此之间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相互协调，彼此紧扣的。
让我来打一个比方。
当钟表匠想使时钟走动时，他要把一切部件相称地装配起来。假如他偶然地忘记了某一个零件，假如不是所有的齿轮都安到应有的位置上，那么这个精巧的小机器便失去其效用；它就完全不走，或者走得不准。哲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正是从与哲学紧密联系的一切真理的关系、总和与和谐中，才发出智慧之光和产生坚定的信念。这种见解乃是所有我们共产主义哲学家和所有人类的真正朋友们的传统意见。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当他们以坚决的语气呼吁时，即已深信这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