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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自小就不信从伟人圣人之类。我们长在一个偶像被打倒，伟大与卑鄙、圣洁与污秽混淆不清的年代里。
据我妈说，我出生在她去上厕所的路上。黎婆婆当时听到声音跑过来忙不迭地一个劲儿说：“这小屁巴虫啊，这时候来是来赶热闹哪！”那正好是整个中国都在发着高烧的文革时代，我出生的南沱古镇同样有好几派搞什么武斗，一些小货轮都装了小钢炮在江中向岸上轰，令人毛骨悚然。 我的爸爸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妈妈却是农村妇女。
作为大学肄业但在当时仍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我爸之所以娶一个山里的村姑，完全是因为她的健康和清纯。我爸这种男人，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关心，远远超过对自己女人的关心，这一点，我是完全继承下来后用在了对李阿小甚至于对你身上了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象我爸和我这种男人就不关心自己的女人，只是这种关心往往是藏于心灵深处而已，因为那个时代真的是一个不需要表现柔情的时代，或者说是拒绝人伦常理的时代。也正是因为这，当我邂逅你的纯真和柔情，我就像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温馨的关怀和柔软的爱情，它是那么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经常挨爸爸的打。我现在虽然已经不记得我爸打过我多少次，但我至今都记得，我每次挨打无非是今天和杨万钢用弹弓打了人家的鸡，明天和崔鸿凡上树将人家满树的果子糟塌不少，反正，我们三个都分别是家里的“惹祸精”，挨打自然最多，否则，现在也没这么结实。
我爸打人，其实并不轻易就打。其特点是，不打就不打，一打就要打得我狼号。如果某一天，我爸将我平时所犯的“累累罪行”悉数想起来之后，我便会在劫难逃，挨一顿狠揍。
有一次，他打完之后，似乎还不尽兴，要求我上身挺直跪一小时。说完便转身去弄饭。我实在挺不住便放松了上身，不料被我爸发觉，于是他便瞪着眼，提一根竹棍如老鹰扑小鸡似地冲来，我当时最清醒的感觉就是我的灵魂吓得飞出了躯壳，全身都木了。
就在棍子将要落在我那打满补丁的屁股上的时候，突然，我妈——这个肺病缠身的女人了扑过来护住了我，回头瞪着我爸喊道：“你不要拿孩子出气啊！”……
结果，这场战斗演变成我和我妈都大哭起来，以父亲丢下棍子在灶台上如一座沉默的山一样弄着饭告终。
但是，京京，你知道吗？即使在父亲名正言顺地打儿子这样发生在无数中国家庭当中的事，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万钢的爸爸是东航（那时还叫东江区南沱航运社）第一代船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说是什么“保皇派”不能开船了，就天天在老屋里喝闷酒，喝着喝着就要打人了；崔鸿凡的父母从省城被下放到东航后，他爸即使天天挨斗但脾气倒还温和，可他妈妈就不，自从教不成书去扫厕所后，她就老是找凡几子的毛病，还专门放了一把云门山藤条打凡几子，而等到凡几子躲起来了，他妈又满云梯街的哭着找他，凡几子他爸再满云梯街找凡几子他妈回家。
我爸很魁梧，却是臭知识分子，经常要挨批斗的。妈妈身体不好，他也不能照顾家里。心情烦躁起来，打起人来下手也狠。
总之，万钢、我还有崔鸿凡就这么在棍棒下成长。那个时候，大人们的心情象投影一样，印在我们的小脑袋瓜里，挥之不去，你必须得眼巴巴地看着大人们的脸上和心情来决定自己今天是否可以有点愉快！不过，虽然我们承担着仇恨和暴力的压迫，但仇恨和暴力的种子，却在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心里扎了根。
我曾经用一本破旧的小作业本，在封面上狠狠地写上“仇恨簿”三个字。每当我挨了一顿父亲的揍，并且在父亲的老拳挥动之下，显得可怜兮兮地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之后，我便会偷偷地从床底下摸出“仇恨簿”，咬牙切齿地写下“某年某月某日”，紧接着写上我父亲的大名，接着再写这个大坏蛋今天用棍子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一定要报仇之类云云。写完之后，心头便一阵快意和充实，觉得挨了打之后的空荡感全让这些字句带走了，还经常默念着“要报仇要伸冤”，恰如贾宝玉的意淫一样。
那个年代啊，缺衣少吃的人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是多么的无奈！这种从心灵深处延伸出来的情绪扭曲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使得原本简单的人生变得复杂起来。
父亲的严厉本来也不会遮满我们整个的天空，只要有母亲在。母亲因为患了结核病，苍白柔弱，却能使我不致在严厉的父权下窒息。
可是，十岁那年，我就失去了她……
一天黄昏，我挎着书包就要去上晚自习。那一阵我很有些用功，因为按上面的新精神，我们是第一批不讲推荐上中学，而要硬考的小学毕业生。那天的晚饭，我妈照例把我爸给她特别煮的“病号饭”──蛋炒饭，悄悄地分给我们两个孩子。也许是蛋炒饭比吃伤了胃的红苕好吃多了的缘故，那天我特别听话，我妈看上去也红光满面。我跨出家门时听见我妈叮嘱我：
“毛儿啊，你要好生学唷！”
“嗯哪！”我答得脆生生的，一点也没想到这是今生今世最后一次听母亲说话。
晚自习上到一半，一个比我稍大的男孩跑来叫我。
这个男孩就是马德宾。他平常最好用麻绳将捉住的鸟、青蛙什么的，绑起来吊在柱子上，然后模仿电影中反派人物抽打革命者的样子，拷打小鸟或青蛙；或者学外国电影中纳粹德国军官抽耳光的样子，用手的手掌和手背连续抽小鸟或青蛙的耳光——我们都把这种耳光叫做“德国”。如果有人狠狠地说“给你两德国”，就是给你两耳光的意思。我觉得马德宾心眼这么邪，主要是受他老爸，也就是南沱镇革命委员会主任马世普的直接影响，我、钢哥还有凡几子是最不喜欢马德宾的，可他偏偏喜欢来找我们玩一种叫“打烟盒子”的游戏，我们没有他的烟盒子多（主要是他爸爸和他哥哥抽烟多，还都是“上海牌”、“大中华”什么的），他就得意，还到处给女孩子送漂亮的烟盒子，连李阿小都在我们三个面前无比羡慕地说：“马德宾的烟盒子真好看啊！”
因此，马德宾在我们眼里就跟他那当官的父亲一样“恶毒”，我们干脆就当面叫他“德狗儿”。我们真的恨死他了，凡几子设想过很多次方法要教训他，都被钢哥说算了。因为德狗儿还有个大哥马德军，是东航的公安特派员（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吧），牛高马大的，打起人来不论什么物件捡着哪样都开打，尤其是打人“德国”耳光，下手又狠又重（我们背后因此叫他“德国兵”），实话说，我们对德国兵的狠劲又害怕又羡慕。我们曾亲眼看他打一个外来人员（德国兵说是他抓的“扒老鸡”——即扒手），先是“咵咵”两下清脆利索的“德国”耳光，那人便一脸血肉模糊，紧接着“德国兵”就抡起一把木椅子砸下去……
所以，打德狗儿不难，难的是打了德狗儿，他哥“德国兵”找上门来我们可吃不消。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德国兵”带给我们的恐怖可以说是最现实的时代恐怖。钢哥老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因此，一般来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去找马德宾的茬子，但仅仅是没有足够的胆量而已，实事求是讲，即使是在德狗儿他爸没有欠下我妈命案之前，我们也一直都不曾放弃教训德狗儿的打算。
当那个晚上德狗儿走上来对我说：“嘿，毛儿，快点回去，你妈死了！”时，我脑门一热，认为他居然敢编造我妈死了的谎言，立即便觉得受到极大的侮辱，顾不得对他哥哥德国兵的恐惧，一拳将他揍翻在地，然后骑上去给了他两“德国”。
“你妈真的都躺在门板上了！”他并没有象往常那样站起身来和我对打，而是急促地叫。
随着德狗儿一起跑过来的李阿小也跟我大叫道：“毛嘉文，你不讲道理，马德宾没有骗你，你妈妈真的死了！”
于是，我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教室门。弄得李阿小的妈妈，我们善良的班主任老师一下子愣没搞明白，这位一向在她面前还算是挺规矩的男孩子为何居然在众目睽暌之下，打倒人后马上就跑了？
当我冲进我家那二层的吊脚楼木房子时，我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被我妈的宁静和安祥惊呆了。
我妈脸色惨白地直直地“睡”在门板上。
接着我看见，白发如雪的黎婆婆拉着姐姐两眼呆滞地坐在门板边上望着我的妈妈。
黎婆婆静静地坐着，嘴里象念经似地带着哭腔对姐姐
说：“娟儿哪，喊嘛，喊你妈嘛，看她醒不醒嘛！”
这带着哭腔的苍老的声音，象巫婆祷告一样慢悠悠地回荡在死寂的房间里。
黎婆婆念叨着：来，毛儿，你也过来，喊嘛；看喊不喊得醒你妈嘛！
我木在那里。
没有一个人喊。
只有我的父亲忙碌着，他在擦去我妈嘴角旁的斑斑血迹。那血啊，色很怪，粉红粉红，象花一样。
可是听到黎婆婆那念经似的声音后，我爸慢慢停了下来，直直地盯着我妈那紧闭的眼； 入神了一般地死盯着，象一座没有生命的石雕。
突然，我看见从我爸眼眶里冒出一颗硕大的泪珠来，正好滴在我妈的脸上，然后静静地沿那惨白的脸向下滑去……
“喊嘛，看醒不醒嘛！”
“妈妈！妈……妈！”姐姐那童稚的声音，最终干硬地喊了出来，象发布命令似的。
最后一声，姐姐带了哭腔喊时，我爸一把将她揽过去； 轻轻地说：“别喊了，你妈已经不会醒过来了！”
这声音非常稳，非常静，就象医生宣布病人不行了时的口气一模一样。
然而，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这时突然放开声音哭起来：“妈妈……妈妈呀……”
京京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