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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采访唐纳德·斯坦斯伯里、卡罗尔·萨利纳和麦克尔·克赖顿。”这三位都是美国大学生男篮的主力，其中的麦克尔·克赖顿后来成为美国职业篮球队的明星。
领队不假思索地点点头：“可以。不过……”一阵咳嗽使他住了口，留下了一个悬念，傅索安紧张地等待着下文，担心他会把那三位叫出来当场采访，那她就没戏唱了。领队咳停了，接着往下说：“为了不影响他们的休息，你只能采访他们五分钟。”
傅索安喜出望外，连声道谢。领队即用服务台的电话往三个房间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有一位女记者来采访，只准接待五分钟。
放下送话器，他告诉了三人的房间号码，让她自己去。傅索安正中下怀，随即去了唐纳德·斯坦斯伯里的房间，采访了几句，然后照相，跟着就进卫生间，顺利地把药液喷在浴巾、毛巾上，然后告辞出门，去找卡罗尔·萨利纳的“采访”了。
一刻钟后，傅索安轻松地走出了“东海岸大酒店”，招了辆出租汽车返回她下榻的“富尔登饭店”。斯狄尔巴正在她房间里坐等，见她回来，连忙问：“怎么样？”
傅索安说：“执行无误。”
斯狄尔巴差点手舞足蹈，连声说：“好！好！你立了一功！立了一功！”
次日上午10时，美国队与加拿大队的半决赛在汉城大学体育馆举行。傅索安待在房间里看电视实况转播，她对球赛没什么兴趣，感兴趣的是想看看唐纳德·斯坦斯伯里三人药性发作时是怎么一副样子。对于志在必得的美国队来说，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所以三个主力中有两个上了常傅索安等着看他们的好戏，但是尽管那两人（后来另一位也上场了）大汗淋漓，却丝毫未见什么痒相。一直到终场哨响，那几个美国佬为战胜了加拿大队而在场内跳跃欢呼时，也不见药性发作。傅索安对着电视机目瞪口呆，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她正分析着几种可能性，房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斯狄尔巴气急败坏地闯进来，压得低而又低的声音犹自掩盖不住他的焦急和气恼：“这是怎么回事？傅，这是怎么回事？”
傅索安气咻咻道：“你问我？我问谁？”
“闭嘴！我问你，你是不是没有下手，但是回来却谎报已经下手了？”
傅索安从沙发上一跃而起，饱满的胸脯气得连连起伏，她真想抢一巴掌上去，盯着对方看了一会，说：“如果是这样，我还来汉城干什么？如果是这样，我还怎么回莫斯科？”稍停，她又补充了一句，“再说，我究竟是不是下手了，你可以去大使馆把微缩胶卷调出来检查嘛！”
那架间谍照相机的液体喷射装置上附设着一个镜头，当按动喷射装置的开关时，镜头自动摄下被喷的目标，在微缩胶卷上，以供备查。昨晚，傅索安从“东海岸大酒店”回来后，根据预先议定的，为防止泄密，斯狄尔巴即把照相机送往苏联驻韩国大使馆去了。
斯狄尔巴见傅索安说得如此确凿，一副凶相有所缓和，他摇了几下脑袋，又在额头上轻轻拍了几下，然后就在房间里踱圈子，嘴里不住地自言自语：“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说了几遍，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像是赛跑运动员听见发令枪响所作的反应那样，一个箭步蹿出了房间，连房门都没关，令傅索安大为惊讶，不知他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马上有了答案，傅索安刚把房门关上回到沙发那里，电话铃响了。她抓起耳机，里面传来斯狄尔巴变调的、可怜巴巴得近乎哭泣的声音：“傅，我坏事了，请您过来一下。”
“什么事？”
“您过来，过来了我告诉您。”
傅索安走进斯狄尔巴的房间，只见这个五大三粗的家伙跪在地毯上，面前是一推乱七八糟包括从纸盒里散落出来的避孕套在内的东西，旁边放着一个空旅行箱。他双手捧着一个黑色塑料小瓶，见傅索安进来，姿式不变地跪着，脸色煞白地说：“傅，糟糕啦！
我犯错误了！犯错误了！”
原来，昨天傅索安去斯狄尔巴那里取照相机时，他正和一个女运动员在鬼混。经傅索安提醒，他才想起执行任务的时间到了，于是慌慌张张取照相机及灌药液。由于不能当着那个女运动员的面进行，斯狄尔巴就把照相机和药液拿到卫生间去操作。不料，忙乱之中他错把另一瓶用于密写的药液灌进了照相机。事后他根本不知道，直到刚才在傅索安房间里时才想起大概这方面出了差错，奔回来一检查，果不其然。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不能纠正这个错误，那么他回莫斯科后无疑将会被送进监狱！
傅索安听了，心里很是有点幸灾乐祸，她指着避孕套，不无嘲讽地说：“斯狄尔巴同志，你来汉城是干什么的？难道是来试验这种产品的质量的？”
斯狄尔巴转了个向，正正地对着傅索安跪下：“傅，现在只有您拯救我！看在同志的分上，您就救我一救吧！”
傅索安觉得奇怪：“我怎么救你呢？”
“麻烦你再去一趟‘东海岸大酒店’。”
傅索安吃了一惊：“再去一趟？我以什么名义去？再去采访？
不行了，他们那个领队昨天就对我说了，今天是决赛前晚，一概不接受记者采访。况且，还有两点不利因素：一是《大韩新闻报》今天根本没登载那则消息，说不定美国佬已经在怀疑了。二是根据你的指示，昨晚我从‘东海岸大酒店’回来后已经把记者证、许可证都销毁掉了，我无法再去‘采访’了！”
斯狄尔巴从地下爬起来，请傅索安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在另一张沙发上落坐，说：“只要您答应拯救我，我们总会想办法来的。现在是中午，到晚上还有8个小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另外制定一个方案。”斯狄尔巴毕业于克格勃莫斯科谍报学校，受过两年特务训练，又是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头目的助手之一，在谍报工作方面是有一点水平的。现在，他已经冷静下来，思维马上上了轨道。
傅索安寻思自己是受命于斯狄尔巴的，尽管眼前这起事故的责任是斯狄尔巴的，但如果有了补救措施，那她还是必须去执行的，这是克格勃的纪律。当然，再去“‘东海岸大酒店”无疑有风险，如果一旦被美国人识穿，一是挨打，二是抓进韩国的警察局，虽然死不了，但吃苦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她是不会帮斯狄尔巴想法子补救的。这样想着，她便说：“我听你的，你想出方案来，让我们研究可行性，如果行，我就去执行。”心里在说：“要想出可行的方案，看来很犯难！”
但是，补救方案竟让斯狄尔巴想出来了，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应当是可行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据资料提供，美国大学生男篮的那个二米０五身高的中锋麦克尔·克赖顿——他是该队主力中的主力——的父母老麦克尔，是参加过50年代初的韩国战争的美国军人，曾在汉城美军司令部的警卫部队中当过上尉，在汉城待过三年。当时，老麦克尔还未结婚，韩国战争结束后，老麦克尔返回美国，定居费城，娶了一个女护士为妻，生下一个男孩，就是今年二十岁的麦克尔·克赖顿。斯狄尔巴根据当年美国军人在汉城驻扎时经常和韩国女人搞男女关系这一点，凭空杜撰老麦克尔也是个情种，在和一个韩国女人发生关系后，留下了一个女孩，就是傅索安——当然得另起一个韩国名字。
傅索安听斯狄尔巴眉飞色舞如此这般一说，又好气又好笑，却佩服这家伙竟想得出这么一个主意，不禁叹道：“你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斯狄尔巴问：“傅，你认为这个方案怎么样？”
傅索安说：“我找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但是，我觉得具体实施时难度很大。重要的一点是：麦克尔·克赖顿昨天和我见过面并且交谈过，他会认出我的。另外，即便他没认出我，我也只能对他一人采取行动，而无法对唐纳德·斯坦斯伯里和卡罗尔·萨利纳的下手，他们三个各住一个房间。”
但斯狄尔巴对此事一旦弄不成他回到莫斯科会被送往监狱的恐惧已经把他的智慧全部调动了起来，眼睛一眨就是一个主意：“你可以化装了赶去，弄它一头金发，配上现成的黑眼睛、黄皮肤，正好是美国人和韩国结合而生的混血儿样子。至于唐纳德·斯坦斯伯里和卡罗尔·萨利纳，没机会下手也就算了。对苏联队威胁最大的是麦克尔·克赖顿，搞得他上不了场，苏联队准能拿冠军。好，就这样吧，傅，你准备执行！”斯狄尔巴似乎忘记了刚才的下跪，又摆出了上司的架式。
傅索安没有后路可走，只好点头，寻思最好是被那个巨人保镖挡道不让进，或者麦克尔·克赖顿不肯见她这个“姐姐”。她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照相机已经送大使馆去了，用什么喷药液？再说，即使去拿过来，会不会被他认出来？”
事实上，斯狄尔巴根本不会去大使馆取那个间谍照相机从而暴露他这一重大失误，对此他早有打算：“不用照相机了，我待会儿去给你买假发套时顺便买一小瓶止痒水回来，就用那个瓶子喷。”
接着，他又交代了见麦克尔·克赖顿的构想：到了“东海岸大酒店”，不要上楼，就在大堂往麦克尔·克赖顿房间里打电话，让他下楼来。
如果他拒绝，就对他说：“此事关系到你父亲的名誉问题”，他肯定会下来的。只要下来，事情就好办了，聊上后提出去他房间，那时就可以下手了。
傅索安听得目瞪口呆，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先前看上去极窝囊的家伙这会儿怎么一下子就变得灵性十足了，他能当上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头头的助手，一定凭借了这股灵性。
这时已是午后1时，两人这才觉得饥饿，于是去用午餐。餐后，傅索安去熟悉老麦克尔的情况，斯狄尔巴出门购置假发套等物。
当晚8时许，傅索安披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