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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看起来，你对母语还是一往情深啊！”
傅索安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意，回答道：“随便你们怎么说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另一个军官见话不投机，开口道：“算了，其他不说了吧。傅，你知道，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所经办的所有文字资料，都必须送交档案中心作永久保存的。所以，你这份材料还是用俄文写比较合适。”
“我的俄文写作能力本来就有限，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不使用，早就忘记了不少，没法写。”
“没关系，我们马上给你送一本《俄文词典》来。”
当天下午，果然有人送来了一本《俄文词典》。傅索安这才重新改用俄文写，其实是把中文写的翻译一遍。这对于她来说，是情感上的一个折磨，因为她已经对黄一煌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重写一遍等于是重新回忆一遍以往两人的交往经历。傅索安写到有几段，禁不住潸然泪下，有一次竟失声哭了起来。
玛丝诺娃起初对傅索安的举动不理解，见她掉泪便过来劝慰，都被傅索安不耐烦地赶开了。两天后，是傅索安来别墅的第一个周末，玛丝诺娃精心烧了几个菜，又拿来一瓶伏特加，说这是她的酒，不在限定的数量之内。傅索安喝了半斤多酒，头有些晕胀，情绪却昂奋起来，向玛丝诺娃说了许多她和黄一煌的事，又说了她对黄的思念之情。玛丝诺娃当时没说什么，但是次日肯定向克格勃报告了，因为隔天人事管理局的军官来取材料时，当面警告傅索安要记住自己是克格勃的一名特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把持得住自己的情绪和言行。之后，傅索安再也不和那个胖女人一起喝酒了。
三天后，那两个军官又来了，看上去神情极为不高兴，气鼓鼓的就像两匹误吞了辣椒的公马，傅索安估计和她写的材料有关。
果然，他们坐下后开口了，说她在材料中光写经过不写认识，这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态度。然后，他们要求傅索安重新写一份材料，里面一定要着重谈及对这起事件的认识。
傅索安说：“我不认为这是一起事件，这只是我的私事。”
“但是，你严重违犯了克格勃的纪律！”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校规中并没有禁止教官谈恋爱我违反了什么纪律？”
“傅，你不要忘记，当你从谍报学校毕业后正式成为克格勃光荣的一员时所作的‘军人宣誓’那里面有‘任何事都不向组织隐瞒这么一条！”
傅索安被他们一提，想起了那年在从凯斯洛夫斯克州的列车上中途被捕的事，又冒火了：“忘记的是你们！我根本没参加过什么‘军人宣誓’那样的仪式！”
对方大为惊讶：“是吗？不可能！这决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我离开高加索的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后，就去香港执行任务了。”
那两个军官面面相觑看了一阵，其中一个说：“不谈这个了！
让我们言归正传，还是谈这份材料，你得写上你对这桩错误的认识。”
傅索安摇摇头：“除非我知道我违犯了哪一条规定后，我才能写。”
对方恼了，拍着桌子：“你写不写？”
傅索安也拍桌子：“不写！”
“好！你就等着吧！”两人气呼呼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出门而去。
傅索安奔到楼上自己的卧室里，一头扑在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她感到自己心里很难过，只想发泄，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和对象，只好采用这种女人最原始的最常见的方式。至于害怕，她倒没想过。事实上，还在和黄一煌厮混时，她就没有害怕了，因为她已经考虑过自己的前途，认为绝无“光明”可言。她也好，黄一煌也好，都不过是克格勃的廉价工具，只要还可以利用，就会不断地被利用。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一丢了之，毫不足惜。现在，她顶撞了人事管理局的官员，随便他们怎样打发自己。如果把她送往劳改营，混得下去就混，混不下去就自杀，当初她刚逃来苏联时最怕的遣返中国现在已不复存在，因为她知晓了不少克格勃的内幕，克格勃肯定会担心她泄露。
从次日起，傅索安就在等待人事管理局对她的惩罚。但是，三天过去了，没什么动静。一周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来。倒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把她存在账上的卢布寄来了，但人事管理局只给了她八百卢布，其余的存在账上，这又使傅索安恼火了一阵。有了钱，傅索安也不管什么“上级指示”，喝起酒来天天突破一百五十克的标准。玛丝诺娃作为监视者，肯定把她的表现向上面报告了，但既然连顶撞官员也没什么反应，这又算什么呢？也许，傅索安买醉的行为反倒使上级放心了也说不定。
傅索安有时在别墅里待问了，就单独或约上玛丝诺娃去附近打猎。她们没有猎枪，就各显神通：玛丝诺娃拿出当年打游击时对付飞禽走兽的伎俩，傅索安则使出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所授的野外生存技能。两人相得益彰，每次总有收获。
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三个多月，转眼到了1973年4月上旬。一天，一辆越野吉普开到了别墅前，从车上下来一个苏联军官，傅索安认出正是自己顶撞的那位，尽管早已有送劳改营的心理准备，但一颗心仍像不服管教的小鹿那样，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一下一下捶得喉咙口一阵阵发紧。傅索安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望着朝她走来的克格勃军官，意外地发现对方脸上露出一种轻松的、近似微笑的神情，她心念一动：这是什么意思？还没等她往下寻思，那军官已经开口了：“您好！傅。知道我来了，您才出来的吗？唔，您为什么不说话？”
傅索安这才说：“您好！大尉同志，请吧，屋里请，我让玛丝诺娃大婶给您沏咖啡，车里还有人吗？一起进屋。”
军官说：“不进屋了。傅，我奉上级的指示，来接您回莫斯科。”
“是去劳改营吗？请允许我收拾一下东西。”
“看您想哪里去了！东西，您可以收拾，但绝不是去劳改营。
傅，这点请您相信我。”
“好吧。”傅索安寻思管它去哪里，反正东西总要收拾的。
路上，大尉一边开车一边和傅索安说着笑话，但傅索安一颗心总是忐忐忑忑，不知此行凶吉。直到汽车驶进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大门，她才相信不是把她送往劳改营。但是，另一个问题紧接着又冒了出来：她的关系已经离开对外谍报局，怎么把她送到这里来了？
这时，汽车停了下来，大尉让傅索安跟他下车。两人经过数道岗哨后，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傅索安留意到门口挂着一块“人事管理处接待室”的牌子。一个三十来岁的大胖子上尉接待了他们，他看了大尉递过去的公函，放在一边，过来和傅索安握手，笑吟吟道：“傅，您好。欢迎您回到对外谍报局来。”
傅索安这才知道，她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不再让她担任教官，而把她调回了对外谍报局。胖上尉把上尉打发走后，让傅索安填了一张登记表，按了指印，拍了照片，陪她去餐厅吃了午饭，然后告诉她：她在人事管理局的钱已经转到对外谍报局了，随时可以去财务处支龋另外，她这几天可以任意在莫斯科游览，但离开时要告诉一个大致去向，免得有急事找不到她。
傅索安问：“我住哪里？”
“哦，对了！你还是住第二招待所去吧。”
傅索安又住进了对外谍报局第二招待所，她和一个分配在克格勃总部的特维尔谍报学校的苏联女同学取得了联系，借了一辆轿车，每天开着在外面乱兜风。有一天，她把轿车开到特维尔市，想试着去特维尔谍报学校，但在岔路口就被武装卫兵拦住了。卫兵把她从车上拉了下来，由于她拿不出证件（她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从未有过克格勃的军官证或者苏联公民身份），便面临着被扣留的危险，幸亏她开的那辆轿车挂着克格勃的牌照，这才得以放行。但是，当傅索安回到招待所时，那个苏联女同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仍很客气，还请傅索安去外面饭店吃了一顿饭，不过却收回了轿车。显然，她借给博索安轿车一举已经受到了克格勃的指责甚至警告。
这件事给傅索安刚刚转得舒畅一点的心绪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克格勃、在苏联是打入另册的角色，那天晚上，她给黄一煌写了一封长信，畅快地吐露了自己的心情，狠狠地发泄了一通。写完后，傅索安又把信撕掉了，她怕黄一煌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为这封信而受到处罚。其实，这时黄一煌已经被派赴中国，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博索安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当晚不要出去，说有人来找她谈话。傅索安马上意识到要下达任务了，那种担心被派往中国的恐惧又像一只无形的手那样攥住了她的心脏，轻轻地揉捏并且往喉咙口推。傅索安连喝了三杯白酒，才稍稍定下神来。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一名上校军官和他的助手直到午夜过后才姗姗而到，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四十多岁，那个助手才二十三四岁，身材魁梧，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上校进门后，和傅索安握过手，又礼节性地吻了她，然后提议去餐厅喝酒。这个提议正中傅索安的下怀，三人随即去了楼下的餐厅。
上校和傅索安的谈话是在吃喝中进行的。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果然派她出国执行任务，不过不是去中国，而是去韩国汉城傅索安长吁了一口气，那只无形的手消失了。
从上校语调轻松的叙述中，傅索安弄清了要她执行的任务以及这个任务的背景：原来，1973年5月8日将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世界大学生篮球邀请赛，全球五大洲共有二十七个国家派代表队参加，其中有美国和苏联。从1968年左右开始，美国和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