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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徐佩丰出于谨慎，没和马午生作正面接触，便返回县城向刘斯勋副局长汇报了情况。
刘斯勋听了侦察员的汇报，沉思良久，眨着眼睛道：“如此看来，这个马午生在唐家乙那里说厂假话，他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应当是识得瓶子上所贴标签上的‘盐酸’字样的，他的塔城之行其实完全是为了盗窃盐酸。一个农民，如此迫切地要盐酸干什么？……唔，看来，有必要还要调查一下马午生是不是去7801医院行窃的那个人。你们知道他穿几码的鞋？”
“这个不清楚，为防打草惊蛇，我们没敢和他接触。”
“唔，这事儿去查一下，你们辛苦一下，再去巴拉坎走一趟。这回不必藏藏掖掖了，可以向干部亮明身份，但是请他们要保密。”
王松、徐佩丰二上巴拉坎，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见他们去而复回，先已意外，待到看了证件，更是吃惊。王松说：“我们这次来，对外名义仍是搞农业调查，但真正目的是想弄到马午生的脚印，最好是看一下他穿的鞋子。”
大队治保委员吃惊不小：“马午生，他怎么啦？难道真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现在还没能下结论，所以要调查。不过，他身上兜着疑团是肯定的。”
治保委员便让生产队长予以协助。生产队长说：“怎么查呢？
马午生这两天又不在家，他去红花峪走亲戚去了。”
“他家里有什么人？”
“他老婆孩子都逃苏修那边去了，就他一个人生活。”
徐佩丰说：“那倒好，我们正好去他家看看，总有留下的鞋子的。”
“可门是锁着的。”
这个问题当然构不成障碍，侦察员说：“去看看再说吧。”
生产队长便带王松、徐佩丰去了南侧村口，指着树林子说马午生就住在那里面。两个侦察员走进树林子一看，那是三间土屋，门窗紧闭，门界上扣着一把铁挂锁。王松说：“想个法子进去看看。”
徐佩丰看了看门锁，没去触碰，绕到屋后，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就把一扇窗子鼓捣开了。生产队长年岁已高，腿脚不便，自然不能攀爬，便待在外面。王松、徐佩丰攀窗而入，里面一间是厨房兼作堆放农具、粮食、杂物，一间是客堂，一间是卧室，皆陈设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不像通常庄户人家那样杂乱无章、肮脏不堪，也许是主人当过军人的缘故。
侦察员转了一圈，在床下发现了几双穿过的鞋子，遂拍了照片并将其中一双跑鞋底弄了个石膏模。徐佩丰把鞋子放回原处后，把目光投向床上，意外发现枕头下露出一个书角。他抽出来一看，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柳青所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封面已经有些破损，翻开来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马根法。里面翻了翻，没发现什么。
王松接过书也翻了翻，笑道：“一个自称是‘文盲’的人，竟还看起了柳青的长篇小说。”他把书放回原处的时候，眼睛突然眨了眨，定定地望着那块印有向日葵的枕巾：“唔？”
“怎么的？”
“你看枕巾上面！”
徐佩丰定睛一看，枕巾内侧的边沿有一截头发，一头压在枕巾下面，取出来一看，是一根大约25厘米长的软软的细头发，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王松自言自语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吗？怎么床上有女人头发？这事儿怪了！”
徐佩丰说：“也许是相好吧？”
王松把头发夹在笔记本里：“管他相好不相好，总得查一查！”
侦察员对这次秘密搜查所获得的东西进行了鉴定和调查——鞋印虽为三十八码，但从磨损特征判断，与在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鞋印不是同一人。
马根法系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回乡知识青年，《创业史》是他的，半个多月前马午生借去。当时他颇为不解：马午生从不看书的，怎么借起长篇小说来了？便有些拒绝的样子。马午生说是借给他的侄女看的，马根法这才给了他。
马午生平时从来不和女性交往，村里从未有过关于他和哪个女人相好的传言。
刘斯勋和王松、徐佩丰分析了上述情况，得出一个推断：马午生床上的头发系他所说的“侄女’”所留，《创业史》也是她所阅读；估计这个“侄女”多半和“盐酸”有关。
刘斯勋下令：“一查到底，弄清这个‘侄女’是何许人！”
王松、徐佩丰三赴巴拉坎大队，仍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秘密调查。但是，查下来却发现马午生并无兄弟姐妹。不过，越是这样，倒越引起了侦察员的兴趣。王松忽然想起马午生这几天去红花峪走亲戚之说，便向大队治保委员了解：这个亲戚是何人？治保委员不是二队人，不清楚马午生的根绊，于是便向二队生产队长请教。
生产队长说：“记得马午生娶的婆娘是红花峪的，要么是他婆娘面上的亲戚？”
这是一条线索，但若要查清则须去红花峪。两个侦察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去红花峪跑一趟。红花峪属于额敏县，距巴拉坎大队四十里地，两人赶到那里，通过公社公安特派员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马午生的亲戚，还查到了他那个“侄女”。
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远芳，二十三岁，甘肃省伊哈托黑人氏。这伊哈托黑处于狭长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为内蒙古，东为新疆，往北三十余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朱远芳的父亲原先在新疆谋生，“三区革命”时也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成为民族军战士，和马午生待在一个班里，两人交情很深。解放后，朱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退伍军人的名义回到了老家伊哈托黑，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1968年，朱远芳被分配到伊哈托黑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和当地社员关系搞不好，日子很是难过，便央求父亲给她另外联系一个地方插队，这在当时的知青中称为“转队”，算不上一桩新鲜事。朱父想起老战友马午生，便写来一封信请求帮忙。马午生古道热肠，两肋插刀，当即和红花峪联系，以自己“侄女”的名义把朱远芳安排来新疆插队。这件事从1970年7月间开始办，至9月份办成，朱远芳于9月上旬来红花峪落户，以上情况是侦察员从红花峪大队干部和群众那里调查所获。
王、徐回到县公安局，把调查所得的情况向刘斯勋汇报了。刘斯勋听了眉峰一耸：“又冒出一个女知青来了！这个朱远芳从9月份抵达红花峪，跟着就发生了7801医院药品仓库失窃案件、‘盐酸事件’什么的，看来，她不是一个良善之辈，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据刘斯勋说，他就是从这时开始怀疑这个案件可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间谍破坏案之类。因为这样想，所以他马上去向局长、政委汇报，谈出了自己的怀疑。局领导认为此案非同小可，当即召开党委会，专门讨论此案，最后决定成立专案组，政委挂帅总抓，具体仍由刘斯勋指挥。
刘斯勋撇开手头的工作，率领十二名警察来到吉也克镇，把专案组设在派出所里，正式开始侦查此案。由于思路起了变化，侦查路子也重新作了安排，专案组决定把调查重点放在朱远芳身上。
首先同时展开两步调查：一是查阅朱的档案材料。二是秘密提取朱的脚印及头发，分析鉴定是否是7801医院失窃案案犯及在马午生床上过夜的女性。
侦察员去了额敏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查阅了朱远芳的材料。那是甘肃方面在7月份寄来的，有朱远芳的履历表。
县知青办及伊哈托黑镇特哈拉大队准予其“转队”的证明、户籍转移许可证明。侦察员作了摘录，并把所有材料都拍了照片。刘斯勋看了材料摘录及照片后，由于头脑里已有“间谍案”的怀疑，当即命令出动三名侦察员星夜急赴甘肃伊哈托黑调查。为争取时间，他吩咐侦察员在获得调查结果后，立刻发回加急电报告知。
另一路侦察员通过红花峪方面的帮助，顺利地提取到了朱远芳的脚印和头发，当即连伺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脚印照片，马午生床上的那根头发，由专人驱车送往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作技术鉴定。两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7801医院现场脚印及马午生床上的头发均系朱远芳的。
这时，去甘肃外调的侦察员也以加急电报发回来调查结果：伊哈托黑无朱远芳其人，该地也未办理过类似此情的知青“转队”手续，新疆方面所收到的所有证明材料都是假的。
刘斯勋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在获知这一结果后还是感到震惊：“如此看来，这个‘女知青’是一名特务嫌疑分子！”他通过电话向局长请示后，当即下令：“立刻拘留朱远芳、马午生！”
这时，马午生已回到巴拉坎大队，侦察员连夜急赴其住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扣上手铐拉了就走，同时搜查住处，未获任何可疑物品。
与此同时，朱远芳也落入了法网，侦察员搜查了她的住处，获得如下特工活动证据：外形酷似“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高频超短波收发报机一台，定向无线电联络仪一个，苏制左轮手枪两把，子弹一百二十发，新疆、内蒙古、甘肃空白边境通行证各三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证一份，密写药水一瓶，全国粮票三百公斤，人民币八千元。
这个名叫朱远芳的“女知青”，就是1970年6月从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的克格勃特工钟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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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产生于克格
勃技术管理局生物研究室，一旦传播
开来，将引发震惊世界的新闻！
当时，知道“朱远芳”的真名叫钟秀翔的，只有她自己。
钟秀翔被捕后，由于案情重大，刘斯勋命令给她扣上了双副手铐，武装押解布拉哈拉县，直接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