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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请你复述一遍。”
傅索安几乎一字不漏地复述了一遍。对方满意地点点头，另一个军官便把那个装着所有证件和旅费的皮包放到傅索安面前。
这时，疗养院的一名官员走进门来，请他们去用午餐。傅索安看看手表，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她站起来时，才发现自己的背上有些汗津津的，显然是过分紧张。
当天傍晚，疗养院的一辆汽车把傅索安送到了凯斯洛夫斯克州。汽车开进市区时，穿便衣的司机问她：“你准备下榻在哪家饭店？”
傅索安已经习惯于听人摆布了，乍闻此言冷不防有些意外，愣怔了一下说：“他们没对你说吗？”
司机笑了，说他得到的命令是把她送到州城，然后连夜回疗养院。傅索安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获得自由了，禁不住一阵惊喜，不假思索道：“这样吧，你把我送到离火车站最近的一家饭店去，我明天就要上火车去莫斯科的。”
“那去车站广场对面的‘蓝森林大饭店’吧？”
傅索安点头：“好！”
司机把傅索安送到市里后，果然驾车走了。傅索安站在饭店那高高的台阶下面，望着熠熠生辉的霓虹灯，这才想起不知道克格勃为她准备了什么证件。她打开皮包，发现里面有一大叠卢布和两个信封，信封上分别写着“旅行证件”和“报到证件”。傅索安打开写有“旅行证件”的那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个贴有她照片的、写着“金艳玲”名字的护照，注明是香港人，1948年出生。一份香港政府出具的“访亲旅游”证明。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证。一份苏联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署出具的允许“金艳玲”在苏联逗留到1970年2月28日的证明。傅索安望着护照、学生证上自己的照片，顿时惊呆了：在她的记忆中，自己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根本没有拍过这种标标准准的证件照，但证件上的照片却明明白白是她的！尽管她已经学过间谍摄影技术，但仍无法理解克格勃偷拍得如此清晰真切的奥秘。
饭店门口站着的一个保安见傅索安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可能感到奇怪，往这边走来。傅索安察觉了，马上收起证件，走上台阶，踏进了大堂。她用英语向服务台说明意图后，对方让她出示证件。办过登记手续后，傅索安被安排住进了七楼的一个单人房间。
晚饭后，傅索安洗了个澡，然后下楼出门，去对面的车站广场散步。一路上，她运用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的反跟踪技能，悄悄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绕了好几个圈子都未发现异常，她心头涌起一阵轻松感。傅索安逛了几家商店，最后走进了火车站的售票楼，购买了一张次日去莫斯科的软卧车票。
这一夜，是傅索安踏上叛国之路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但她却无法熟睡——她沉浸在对今后有可能会被派遣去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恐惧中。她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太了解中国反间谍卫士的能量了，实在无法相信自己若去中国活动会出现不落网的奇迹。
傅索安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个恶梦，她在床上的十几个小时都是在断断续续的梦境或者幻觉中度过的，以至于当她在次日中午起床时，头脑里竟是一片昏晕。火车是下午3点零5分开的，傅索安去餐厅用餐后，又洗了个澡，这才结账离开饭店，去对面车站上车。
2月份不是旅游季节，列车上旅客不多。傅索安所待的软卧席厢里，四个铺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个是波兰中年妇女，沉默寡言，听上去基本上不懂俄语。傅索安跟她无法交流，就翻阅列车员送来的画报、报刊。
天黑以后，傅索安去餐车用餐。她想让自己睡个好觉，便要了一杯烈酒。酒精果然有催眠作用，餐后不久，傅索安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她突然被人推醒了，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面前竟站着两个苏联警察！
“请出示你的证件！”
傅索安把证件递给对方时，才发现列车已经停下了。警察看了证件，问道：“你叫金艳玲？”
傅索安揉揉眼睛：“是的。”
“你被捕了！”
“什么？！”
“你被捕了！”
几乎是同时，一副手铐扣上了傅索安的手腕。警察把她扯到地下，往外便推：“下车！”
傅索安大惊：这是怎么回事？
……
18
当傅索安把藤箱递给对方时，突
然响起了令人恐惧的警哨声，一群香
港警家朝她扑来！
傅索安被两名苏联警察推下火车后，这才发现，原来列车是临时停车。停车地点是一片野地，四周一片漆黑，可能附近有森林，因为傅索安闻到了随风飘来的淡淡的松脂香味，并且还听到隐隐的狼嗥似的野兽叫声。
傅索安定定神，又发现前面十多米开外是一条与火车平行的公路，公路上停着一辆顶部闪烁着回转警灯的警车。走近过去，她才看见警车旁边站着三个佩手枪的警察。见她走近，他们都朝她盯着，似乎觉得这个东方女性颇为奇怪。傅索安刚被押上警车，火车就开了，接着，警车也启动了。
傅索安被两个警察夹坐在后排，路面坎坷不平，汽车不时晃动，她的身躯也就在两个高大壮实的苏联男子的躯体之间左右碰撞。此时的傅索安，已经是一名克格勃特务学校的毕业生，受过专业技能训练，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她从最初的惊愕中恢复了正常思维，把自己离开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以来的情况回忆了一遍，认为自己并无越轨之处。这样，她对这次被捕感到忿怒，很想向警察提出质问，但话到嘴边又止住了，因为她估计眼前这几个警察不过是奉命行事，不会知道什么底细的。
警车行驶了大约半个小时，进入了一个看上去不很大的城市（因为视野之内既无高楼大厦，也无霓虹灯），直到后来，傅索安也未曾弄清是苏联的哪个城市。警察发现傅索安在往外窥视，便喝令她闭上眼睛，并且放下了窗帘。警车开了一会儿，忽然放慢车速，连拐了几个弯，然后停了下来。傅索安被押下车，发现警车停在一个四周都是楼房的大院中，院子里停着许多警车和二轮、三轮警用摩托车，她马上断定自己被押到了当地的刑事侦察局。
警察把傅索安押进一间审讯室，命令她坐在被讯问者的位置上，他们则站在门口。大约过了五分钟，外面传来皮鞋底和地面接触所发出的“笃笃”声，两个穿便衣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们进门后的第一件事是让警察打开傅索安的手铐，然后挥手命令警察退出去，把关门上。傅索安打量对方：一个四十岁开外，一个三十岁不到，那是典型的斯拉夫人种。他们也盯着傅索安看，见她双手交替着在揉搓被手铐扣得发麻痒的肮部，那个青年突然开口了：“同志，对不起，你受委屈了！”
啊？傅索安吃了一惊，正要开口问什么，两人已经走到她的面前，和她握手。傅索安站起来，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中年人说：“我们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的军官。
请看，这是我们的证件。”
傅索安看了证件，那两人提议去另一个地方去进行谈话。于是，傅索安跟他们去了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那里有坐上去显得很舒适的沙发，灯光也显得明亮而柔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给他们送来一壶刚煮沸的咖啡，每人倒了一杯，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中年人客气地说：“同志，请喝咖啡。”
傅索安喝了一口咖啡，开腔问话，声音里透着出自内心的忿懑：“我正奉命去莫斯科报到，你们为什么中途把我拦下？还来这一套逮捕刑事罪犯的方式？”
对方向她解释，他们已经知道她前往莫斯科报到，因有紧急任务委派，不得已采取中途拦截的方式。至于由警察出面，主要是为了便于保密。这种方式可能不妥，现在他们代表局部向她表示歉意。
其实，这是克格勃对傅索安的又一次考察，看她在自由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叛逃之心。克格勃招募外国人当特务，纯为利用，他们可以给外国人特务苏联国籍，也可以发卢布、美金，但绝对不给军衔，也不要求像苏联特工那样搞“军人宣誓”，所以也不会让外国人特务像本国特务学校毕业生那样去莫斯科总部报到。所谓让傅索安单独去莫斯科报到，其实不过是为了考察她是否会叛逃。
从傅索安离开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开始，她就被克格勃预先安排的多名特工轮流秘密监视着，连和她同席厢的那个波兰女人，也是监视者之一，只不过傅索安没有发现而已。至干安排刑事警察拦火车逮捕一节，那是考察傅索安在突然发生的变故下的心理应变能力，等于是一次毕业考核。
当下，傅索安面对此情，也不敢再表示什么，只是微微颔首而已。对方又对她说，她已经算是报到了，现在局本部派她去香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取一份重要情报。
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针对中国，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意在包围中国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的谍报中心设在日本的东京和泰国的曼谷，另外，在缅甸的仰光以及新加坡也都有相当活跃的间谍组织。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克格勃准备把他们的谍报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香港。因为香港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都适宜供克格勃作为刺探中国政治形势的桥头堡，并且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情报中转站，从东南亚各国、中国、韩国等地弄来的情报，不能一下子传往苏联的，都适宜在香港中转。但是，由于香港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克格勃无法让其特工披着外交官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