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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蹲在路边的矮树丛中，手里拿着冲锋枪，不知怎的觉得心里很紧张。她把左手中指放进嘴里紧紧咬住，让痛楚刺激神经，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这时，黑夜的静谧中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
教官看了看夜光表，说：“大家注意，目标即将出现！”
引擎声渐响渐近，终于，一辆汽车出现在离埋伏点三五十米外的高坡上，两道大光灯射出的光束就像两把利剑似地穿破了黑暗。
傅索安眼尖，马上认出这是一辆军用卡车，车厢上蒙着篷罩。就在这时，车灯突然熄灭了，从汽车那里响起了一声尖厉的哨声，接着是什么东西从车上跳到地下的声响，随即是奔跑的脚步声。
就在这时，天空出现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几乎是同时，又绽开了两颗照明弹，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七八个在公路上迎面狂奔而来的男子。傅索安一愣：这目标怎么和真人一模一样？
“开枪射击！”教官下达了命令。
几乎是同时，枪声响了。目标中有人中弹倒下，发出刺耳的叫声，令人恐怖得禁不住要打抖。没挨子弹的那几个一看势头不对，马上来个向后转，往回狂奔而逃。傅索安不管三七二十一，瞄准往回奔在头里的那个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目标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力狠推了一下，朝前仆倒了。这时，早已枪声大作，转眼间目标全部被击倒在地。
一颗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那辆卡车和载傅索安一行来的中型客车，亮着大光灯，从两侧开过来。小老头教官说：“大家都往前去，看看自己的射击成绩。”
众人提枪走上去，只见地下躺着八具尸体，每人至少挨了五六枪，头部、身体各部都是弹孔，公路上一片片都淌着鲜血，空气中散发着火药味和血腥味。傅索安一看，心里“格登”一声，寻思打的怎么是真人？！其他学员一定也有这个疑间，站在那里互相交换着内涵复杂的眼神。
这时，小老头教官开腔了：“大家不必紧张，这些目标都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刑事犯。我们的这次行动是经过苏联最高法院批准的，大家起到的是法院行刑队的作用。现在，大家上车返校。刚才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录像，明天，我们将根据录像分析每个人的情况。顺便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的行动，是暗杀课程的开始。我们四位，是暗杀课程的教员，我是组长巴维列夫。大家辛苦了，上车返校吧！”
原来，这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在进行暗杀课教授前的一次必须进行的行动。克格勃的特工专家认为，学暗杀技术的特工如果没有真正经历过杀人实践，他就不能真正学好暗杀技术。所以，每个特工都必须有杀人实践。为了消除一些学员可能会出现的心理障碍，这次实践被巧妙地安排在射击课考试的后面，使学员认为这是射击加试内容，等到真相大白时，实践也已经结束了。
回到学校，傅索安洗过澡上床时，已经是凌晨2点钟。尽管她很疲倦，但却难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动着杀人的情景。
16
拍全裸照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
一道必行手续，她在履行这道手续后，
又羞又恨又悔，伏案痛哭不已。
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暗杀课程一向被克格勃列为特工学员的主要课程之一，因此，授课内容、时间都较其他一些课程不同。为让学员易于理解接受内容，学校运用了多种形式，除放映教学观摩影片外，还放映了一些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相关故事片，并请来克格勃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暗杀专家来讲解、分析他们亲手所干的谋杀行动。行动执行部原被称为“F排第十三部”，1969年初刚改了名称。该部专门负责政治谋杀、绑架和破坏，其活动充满血腥，往往是鲜血飞溅的，所以在内部被称为是干“湿活”的。另外，傅索安等学员还在教官指导下做了许多实验。等到暗杀课程学完，已经是1969年6月下旬了。
这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动荡、变化，苏联需要更多数量的待工。克格勃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突击改革了特务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推出了“谋报人员速成班”。这种“速成班”简化、删除了原先的部分内容，将完成学业的时间定为十二个月。为便于教学，“速成班”采取集体教学方式，所以招募学员也是一次性进行的。特维尔谍报学校被克格勃总部定为“谍报人员速成班”的试点单位，于1969年6月29日招募了三十名学员，将他们编成了一个班。
这个班的三十名学员中，二十名是苏联人，十四男六女；十名是外国人，五男五女，其中有一名女的是中国人，也是知识青年。
这个女知青名叫钟秀翔，1949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其父母当时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一年后，钟秀翔因父母奉调去北京而随之赴京。从此，钟秀翔定居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58年，钟秀翔的父母转业地方，父亲担任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在教育部门任科长。两年后，钟秀翔的父亲患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归。不久，钟秀翔的母亲再婚，继父是医生。由于继父带来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子女，钟秀翔觉得打破了她家原先的宁静，从此一直郁郁寡欢。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钟秀翔干脆离家出走，走南闯北，遍游全国，“革命大串连”一直进行到1968年春节前方才结束，返回北京家中。
钟秀翔回到北京后才知道，在她“革命大串连”的这段时间里，家中发生了重大变故：继父被造反派查出30年代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医，并涉嫌迫害多名红军被俘伤病员，于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给逮进了公安局；母亲早已被所在单位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靠边劳动，接受监督，丈夫一抓进去，她又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成了双料货、重点批斗对象，七批八斗，成了精神病人，跳进了永定河。家庭变故对钟秀翔造成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双重不利。幸亏她本来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在外闯荡了一年多，更加变得成熟了，面对不利情势显得很是冷静，经过一番考虑，头脑里很快就形成了主意：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运动，不参加学校两派造反组织的任何一派，当一名“逍遥派”。经济上先把家里稍稍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已被抄家抄去了）送往旧货店，换取钱钞维持生活。
钟秀翔有个从小学一年级就同班一直同到初中三年级的同学，那是个男生，名叫盛炜富，和钟秀翔同年。这盛炜富的父亲是资本家，早年在北京城里开着三家店铺，在资本家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角色。1956年，国家推行了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产业进行“赎买”的政策，盛老爷子把三家店铺交给国家，每月能拿下一笔优厚定息，一家数日照样过着富裕的日子。盛炜富人模样长得帅，身架子高大健壮，穿戴又光鲜，学习成绩又好，所以在班级里很惹女问学的注意。初二、初三时，颇有几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偷偷给他递过情书。惟独钟秀翔对这个资本家子弟嗤之以鼻，正眼儿都不瞧一下。当时钟秀翔是“革命干部”成分，眼珠儿长在额头上，从来不把“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放在眼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盛炜富因先天缺陷，底气不足，颇有自知之明，早早当起了“逍遥派”。学校里那两帮于因忙着打派仗，也顾不上对付“逍遥派”。盛炜富闲着无事，常去近郊钓鱼、逮鸟、放风筝。钟秀翔在回北京二三个月后，一则闲得发慌，二则经济上捉襟见肘，连吃菜都发生困难，便常去郊外挖野菜。一次，钟秀翔在挖野菜时，和正在钓鱼的盛伟富意外相遇，双方一怔之后，打了招呼，开始叙谈近况。盛炜富在知晓钟秀翔的情况后，并没有因钟秀翔以前歧视他而幸灾乐祸，相反倒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心。他把钓到的鱼全都送给了钟秀翔，并将身上带的钱也全掏出来赠送了。
以钟秀翔当时的情况，她的家庭出身比盛伟富还低了三等，她见盛炜富如此对待自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她心里产生了对盛炜富的爱。
钟秀翔的家离盛伟富家不远，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从此，盛炜富天天邀请钟秀翔去他家坐坐。和他那几个同样是“逍遥派”的弟妹一起下棋、打牌、玩乐器。盛家老爷子当年是北平商界小有名气的“老狐狸”，处世行事心眼玲珑剔透，“文化大革命”刚吹响号角，他已嗅出味道不对，立刻把金银钱钞、贵重细软藏匿转移，结果，抄家的一拨拨来，却只搬走了几件家具、餐具。不久，造反派打起了派仗，老爷子遂把藏匿的钱物一点点拿出来贴补家用。所以，盛家仍过着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这种家庭，根本不在乎多一张嘴吃饭，盛伟富便经常留钟秀翔在他家吃饭，好让她节省一份开支。有时，在家里闷得慌了，盛炜富、钟秀翔便去公园、郊外钓鱼、挖野菜。如此几个月接触下来，两人很快就产生了感情，双方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破。
这时已进入1968年的秋天，中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文件，提出1966年、1967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的第一个去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的口号是“屯垦戍边”，据说具有双重战略意图：如果苏修发动战争，入侵中国，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随时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身反侵略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知青则是一支生产力量，可以参加建设边疆。盛伟富得到消息，想想自己已经步入成年，老是待在家里也没意思，不如去黑龙江算了。于是去找钟秀翔商量，其实是想拉她一起去的意思。钟秀翔的处境、心绪比盛炜富差得多，正急着寻找出路，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愿意。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