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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提问：
主持人：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在郎教授演讲的一个半小时还长的时间里，咱们教室里面的同学，不管是坐在台阶上的，还是站在最后面的同学。大家都是鸦雀无声，可以用我们清华的校风“行胜于言”来形容。我想同学这么全神贯注，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对郎教授的认可。
下边进入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我们清华的同学跟郎教授的交流互动时间。为了保证更多的同学能够跟郎教授面对面交流，希望每一位同学只提一个问题。并且希望大家的陈述尽量简明扼要，在提问之前，希望同学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名字、专业和年级告诉郎教授。
郎教授：
还有就是不要问我个人的问题，问一些观点的问题。
主持人：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郎教授说，最好问一些观点的问题，有一些高水平的讨论。下面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示意，好吗？
同学一：
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你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你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你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认为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什么样的工作的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
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你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问题，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掌声）
我就简单的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知道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二十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的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银行碰到坏帐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的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笑声）。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还如此的衰退，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级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帐。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呢？无可否认的，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抬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因此银行可以赚钱了。到时候你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他是水平高。（笑声）但是这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光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掌声）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主持人：
好，下一个问题。
同学二：
郎老师，请允许我称呼您郎老师。（笑）我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四的本科生，我叫马蕾蕾。我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多文章评论中说：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是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一代，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这种观点。我想问您，您有信仰吗？您的信仰又是什么？谢谢！（掌声）
郎教授：
我很感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信仰吗？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谈到信仰，谈到我的认知观点，不如谈谈我们历史上哪些人物值得我信仰，哪个人物理念值我学习，好不好。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做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热烈掌声）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掌声）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热烈掌声）
主持人：
最后一个问题。
同学三：
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改革当时的一些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而且我记得好像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为精英主义辩护》，它的意思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的说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掌声）
郎教授：
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哪一个理论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掠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热烈掌声）
评论：
主持人：
刚才郎教授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郎教授。我们先让郎教授在讲台那边的位置稍事休息一下。下面一个环节呢，请咱们清华的两位老师就今天郎教授跟大家讲的内容，做一个交流。一位是吴栋教授，吴栋教授在清华长期教授《政治经济学》，教龄超过了三十年。另一位教授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崔之元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刚才郎教授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崔教授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他在加盟清华之前，是麻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