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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异域物产通过陆路和海路陆续来到中国，种种新奇的物品中，赫然便有“玻璃”和“琉璃”的名字。如《魏书•；西域传》云：“波斯国，多大真珠、颇梨（玻璃）、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旧唐书•；西域传》则云：波斯国“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璃、琉璃……”有学者指出，“玻璃”和“琉璃”两词均出于外来译音1。不过，关于什么是玻璃，什么是琉璃，二者的区别是什么，长期以来曾经众说纷纭，造成了很大的困惑。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其中有一件莲瓣纹提梁银罐，罐盖上有墨书记录：“琉璃杯碗各一、颇黎等十六……”罐中所贮之物，恰好有一只玻璃杯、一只玻璃碗，以及十六块天然宝石。2今人这才得以确定，在唐代及以前的时期，琉璃，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工制造的玻璃；而玻璃，在当时却主要是指天然宝石。扶风法门寺出土了多件玻璃制品，而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上，则将之记为“琉璃”器，如其中一套精美的玻璃茶碗、茶托，衣物帐上写为“琉璃茶椀（碗）、柘（托）子一副”，也说明，今天所说的玻璃，在古代被习惯称为“琉璃”。3
不过，“琉璃”，也还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见的对于玻璃的最早的定名，在其前，玻璃有着更为古老的称呼，是“随侯珠”、“五色玉”。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道：“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明确提到，战国时的随国就已经善于烧制玻璃珠。近年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战国时代的玻璃珠实物，有专家认为就是文献中所提的著名的“随侯珠”。曾侯乙墓所出土的玻璃珠，在表面布满圆圈纹，一般称作“蜻蜓眼”式玻璃珠。这种“蜻蜓眼”式玻璃珠，最早却是在遥远的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通过航海贸易以及复杂的陆路传播，向世界的各个地区流传开来。因此，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开始出现在中国南方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究竟是外来的制品，还是中国本土玻璃制造技术成熟的产物，就成了学术界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其中一种看法是，这种玻璃珠最初确实是由地中海地区辗转传来，其光亮圆洁、华丽多彩的特质，在古人眼里当然会显得非常神奇，所以自然地受到了先秦上层社会的追捧。由于外来的玻璃珠数量十分有限，而又备受本地富贵阶级的珍视，这就激发了在本土对外来物品进行仿制的动力。战国以前，中国的玻璃生产技术仅仅处于萌芽阶段，但在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步入了成熟，这一过程，应该与外来玻璃制品的刺激和提示有关。各地战国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经过化学成分分析显示，一部分是西方传入的外来制品，有些却可能是本土的仿制品，即表明了这一实际的历史状况。4
在战国时期获得成熟的玻璃技术，并不仅限于生产“随侯珠”。在战国墓中，出土有玻璃制的璧、印章、剑饰等等，而在两汉时期墓中，更出土有玻璃杯、玻璃牌饰等物。对此，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何以验之？《禹贡》曰‘■琳琅摺撸嗽蛲恋厮嬗裰橐病Ｈ欢廊讼肝迨魑迳瘢戎嬗瘢獠皇獗稹！毕匀唬诤捍斯ど找背隼吹牟Ａе破罚蚱渲实赜ㄔ笕缬瘢鄙氏恃薅啾洌曰竦昧恕拔迳瘛钡某坪拧！拔迳瘛庇搿八婧钪椤币谎诠糯南字谐３３鱿郑纭妒呵铩贰昂笳月肌奔锹际⒌墓墙ㄉ枋保吹溃骸坝痔钋捌鹇ィ咚氖桑嶂槲保刮迳衽澹缰粒虾兔！本褪蔷咛逶擞谩拔迳瘛钡囊桓鍪道�
但是，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随着“琉璃”这一名称的出现和普及，“五色玉”一词却很快消失了。“随侯珠”虽然没有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但也失去了作为“以药作珠”的玻璃珠的本义——扶风法门寺中出土了两枚唐代的“随求（球）”，却是用天然水晶磨琢而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外来玻璃制品与外来玻璃制造技术所形成的新一轮冲击波。
从汉代通西域始，一直到南北朝时代，出现了新的一波外贸玻璃器与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在战国至汉的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在进步，世界也在进步，有着悠久的玻璃制造传统的西亚地区，在玻璃这一领域取得了诸多新的成就。色彩多种多样、光泽鲜艳莹润、特别是有高度透明性能的西亚玻璃，给古代中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唐人颜师古注《汉书》“（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时，引《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琉璃）。”可以想象，来自东罗马的色彩丰富的玻璃制品最初出现在古代中国人面前的时候，是多么的具有新鲜感，多么让人惊奇。彩色玻璃，在古文献中更多地是被称为“五色琉璃”，而制作这种彩色玻璃的技术，也在北朝时代传入了中原：“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北史》“西戎传”）。更先进、更丰富的外来产品及技术，就这样迅速征服了中国人的生活。与之相伴的，则是人们意识中对于“随侯珠”、“五色玉”所代表的旧有的本土玻璃传统的逐渐失忆。
如前所述，从汉代开始，来自东罗马、波斯的玻璃制品，以及相应的玻璃技术，极大地改变、更新了中国玻璃制造的面貌。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传统的技术传授方式（匠人之间靠经验相传）的局限，中国玻璃制造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很难完全移植异域的全套工艺，这其中，包括无法找到与异域玻璃一样的原料及其配比。因此，本土的生产，只能是在接受外来先进经验的同时，利用既有的资源和传统摸索前进，这就使得中国的玻璃制造始终具有自己的技术特色，形成了某种虽然不是很强大，但却绵长不绝的工艺传统。“随侯珠”、“五色玉”这样的玻璃名称虽然遭到了弃置，然而，其所象征的战国以来的玻璃生产传统，却很难完全被抛弃掉。新型玻璃“琉璃”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必然是外来技术与传统经验相融合、相启发的过程。但是，不管怎样，“琉璃”这一新产生的外来词汇是被采纳了下来，固定成为玻璃制品的专用名词，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从隋唐以来，若要问一个中国人“五色玉”是什么，他反而会发愣答不上来，根本不知道那指的就是“琉璃”。
第40节 琉璃、玻璃与《红楼梦》（2）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古人缺乏科学地认知世界的能力，缺乏系统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琉璃”和“玻璃”从进入中国文化的一刻起，就面临着被弄混的危险。比如，颜师古就对同时代人把人工制成的玻璃器叫做“琉璃”表示不满，认为“琉璃”应该是指天然宝石。更多的情况，则是以“玻璃”为今天所说的玻璃制品，也就是说，“玻璃”被赋予了与“琉璃”相同的含义。这一点到了宋代就很明显，如，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赏花”一节，写禁中赏牡丹，“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卷七再次写到“又别剪好色（牡丹）花儿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大食玻璃”，当然是指阿拉伯帝国所出产的玻璃制品，在宋代的文献中，一般都称为“大食琉璃”，例子很多，兹不赘举。此外，如《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列举“七宝社”的中外“奇宝”，其中有“玻璃盘、玻璃碗”。《武林旧事》“灯品”中，说新安创烧的“无骨灯”是“混然玻璃球也”，这是把本土的玻璃制品也叫做“玻璃”了。似乎，从宋代以来，人们喜欢把玻璃制品中质量上乘者称“玻璃”，而水平比较一般的制品则呼作“琉璃”。无论如何，“琉璃”仍然是这一漫长时期内占主流的称呼，是玻璃类制品的通称。
唐宋以来的琉璃制品，始终存在着本土琉璃与外来琉璃的两大分野。外来琉璃的重要进口国，从昔日的东罗马、波斯，逐步变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大食”帝国。本土琉璃虽然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某种普及，并且有一定的技术创新，但是，在质量上却始终无法与实力强大的西亚地区相抗衡。程大昌《演繁录》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中国所铸琉璃，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甚清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蕃琉璃也。”本土生产的琉璃器，始终没有能够在质量上过关，坚牢程度不够，尤其是耐热性太差，因此无法与国外琉璃竞争。进口琉璃器，也就长期成为中国上流社会所宝爱的一种奢侈品。
中外玻璃交流史上的又一大变化始于明朝中叶。这一变化，是与世界历史的格局变革相联系的。欧洲人海上霸权的建立，及其对东方航线的开辟，使得中国有了新的贸易对象。从16世纪起，欧洲的产品，包括其所生产的玻璃器，就开始进入中国，并成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明人张燮所著《东西洋考》卷六“红毛番”，就明确记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