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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的佛寺中确有使用珠帘的情况。并且，“玳瑁楼”上所悬乃是“五色珠帘”，谢绰《晋拾遗》中也记：“（南朝宋）戴明宝历朝宠幸，家累千金，大儿骄淫，为五色珠帘，明宝不能禁”（《太平御览》卷七百）。如果说用红绿蓝宝石、墨玉以及珍珠等贵重珍宝来制作珠帘上所需数量巨大的“五色珠”，恐怕世上还真是没有人做得起，这些“五色珠帘”，只能是如《北史》中所说的“铸五色琉璃”为之，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时兴用彩色玻璃珠制成的帘子，这一点，又与永宁寺西门遗址出土的玻璃珠“五颜六色”相吻合，文献与实物可以起到互相印证的作用。
第30节 珠帘秀（2）
实际上，从汉代通西域始，一直到南北朝时代，出现了新的一波外贸玻璃器与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所出示的证据可谓举不胜举。其中，《抱朴子》“论仙”篇中那一条著名的记录，也应该放在这一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考虑：“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合五种灰”作水精（晶）碗，显然是指烧制玻璃来制造假水晶器皿，这一则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外国”制造玻璃器的技术，不仅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约略相同的时期，也通过海上贸易的航路在广州一带登岸，从南北两个方向几乎在同时到达了中国。“珠帘”在文学和史记中的忽然走红，在时间上，正与这一波玻璃进口热相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珠帘在身价上的变化，恰好同步于随着新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外国”玻璃由贵变贱的贬值过程：在石虎和苻坚的时代，最重要、最有规模的皇宫用一幅珠帘还被认为是奢侈。苻坚的做法就被自己的大臣、尚书郎裴元略狠狠批评了一顿，结果是那为人君的虚心接受了批评，撤去了珠帘，于是这一场秀也没能作多久。主上挂一道珠帘，竟然惹得臣下大惊小怪，可见那时珠帘是属于过分昂贵的东西。但到了南北朝时代，珠帘就已经不是很稀罕了，大贵族的府邸以及大寺院中，都用得起。珠帘在十六国时期属于珍奇希见之物，到南北朝就变得相对普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恰恰发生了新的玻璃制造技术在北魏太武帝时代传入中原的事件，两种现象之间潜在的联系，不能不加以考虑。参佐以永宁寺的出土实物，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珠帘的材料是彩色玻璃珠；新传入的外来玻璃制造技术，提供了相对来说工艺快捷、成本低廉的玻璃珠制造方法，从而使得玻璃珠的大量生产和消费成为可能，在这一前提下，玻璃珠帘一时成为了社会的时髦。
如果确定了这样一个前提，或许有助我们理解古代文献中有关珠帘的一些记叙。这些记叙读来往往显得不可思议，如：“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火，烧数千家，楼亦烬，今人往往于沙土上获珍珠。’赵清献《蜀都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存，云珍珠楼基。昔胡人于此立为大秦寺，门楼十间，皆以珍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地每有大雨，多拾珍珠瑟瑟金翠异物’”（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引《庶物异名疏》）。中国古代小说杂志的脾性，确实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其侦探小说中爱描写的一类人物，比如《谋杀启事》中的那个怪女仆：也许是天生浮夸，也许是后天受了什么刺激，总之只要一张嘴就忍不住地要夸张歪曲，非把事情说得耸人听闻，才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然而，只要仔细分辨，就会发现，这些夸张的言辞，基本都是有事实根据藏在底下的。当然，这也正是古往今来一切文学——至少是好的文学——所共具的脾性。因此，我们也应该抱有波洛、马普尔小姐那样的心态，相信一个人即使是在说谎的时候，也总是会不知不觉地把真相说出来，而且话说得越多，真相就暴露得越多。好在文学家都有喋喋不休的嗜癖，我们如果也像侦探那样有耐心，就可以从他们的生花妙笔当中发现各种各样的“真相”，而古代文献一经开掘，所能提供的真相将是那么的多，那么的重要，也许最终会让我们感到吃惊。
就让我们扮一回马普尔小姐，分析一下前引两则关于珠帘的文字。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中有一段文字，是中国玻璃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资料，其中谈道：“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他说得明白，“鱼蚌之珠”即珍珠，以及玉石类材质的珠子“■琳”，早在战国时代，就可以用玻璃珠来进行仿制。（在曾侯乙墓中出土有战国时代的琉璃珠，有专家认为就是文献中著名的“随侯珠”。）至于“瑟瑟”，在古代既指天然蓝宝石，也同样指用玻璃仿造的假蓝宝石，甚至也指真假蓝宝石所做的珠子，包括玻璃做的假蓝宝石珠（见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八“瑟瑟碧珠也”条）。因此，在玻璃珠帘流行的前提下，说“以珍珠结成帘”，说坠毁的珠帘可以遗留有“珍珠瑟瑟金翠异物”，性质就有点像是阿加莎的怪女仆的表达方式——看去光怪陆离，但其实与事实真相仅仅是一小步的差距。当然，对于用物理和化学知识武装了头脑的现代人来说，这一小步距离恰恰是致命的，是划分真实与谎言的鸿沟。不过，在永宁寺发现的玻璃珠中，还真的混有“极少数”“水晶珠和玛瑙珠”，如果这些玻璃珠、“水晶珠和玛瑙珠”确实曾经共同构成一幅珠帘的话，那么，古代的珠帘上就确实装饰有少量真正的天然宝石制的珠子，如此，则《华阳记》、《蜀都故事》的记述，就不完全是夸大其辞，而是部分地触及了事实——也挺像那位怪女仆的作风。
宝贵的真相还远不止于此。据《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永宁寺西门遗址“揭去农耕土，即可见其残基”，发掘中，“另在台基较窄部分南侧地层中，清理出大量如绿豆或米粒般大小的小珠。珠皆有孔，五颜六色，当属串珠类物，发现时业已散乱，混杂在灰土之中”，“分别呈各种红、蓝、黄、绿及黑色，色泽异常鲜艳”，这一段冷静的专业记录，与《华阳记》、《蜀都故事》的内容是如此相接近，恍惚如同那古代文字的现代白话译文。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永宁寺正是在一场“经三月不灭”的大火中烧毁的。据发掘报告，“这批珠子不是保存在容器中一起出土的，而是散落于遗址的地层中，与泥土混在一起”，从这一状态分析，当年发生的情况似乎是，随着火灾的突然降临，整座西门灰飞烟灭，这些玻璃珠作为建筑物上的某种装饰，于是乎纷然泻落在地，散混在灰烬之中，并在日后被泥土掩埋。这与《华阳记》、《蜀都故事》中的情节简直是惊人地相一致，也许可以作为又一条证据，证明永宁寺玻璃珠曾经贵为珠帘的前生。
第31节 珠帘秀（3）
如果要罗列中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火灾，烧掉永宁寺的那一把火在其中还摊不上份儿，但这却很可能是最牵动人心、最激发情感的一场火事。当时，阴晦的天空中雷声滚滚，雨雪交加，虔信的洛阳居民披寒冒雪赶来火场，眼看着火光吞噬掉他们最壮丽的一座伽蓝，“悲哀之声，震动京邑”，甚至有三位僧人冲入大火中殉身而死。就是在这样地狱图般的场景中，一幅巨大的彩色玻璃珠帘在熊熊火焰中哗然坠落，缤纷如雨——但是就此打住笔头吧，因为一旦浮想联翩，就成了文学创作了。也许，根据古小说杂志的种种叙述，就断定永宁寺西门出土玻璃珠乃是历史上流行过的珠帘，是缺乏证据的妄测。尽管如此，永宁寺的发现，至少是逼着我们不得不换一副眼光，去重新审视《华阳记》、《蜀都故事》这一类文献的意义。在古代楼阁建筑的遗址，会有真假宝石珠子出现在沙土中，会被大雨冲出泥土，这一情节是如此之美，美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似乎荒诞莫测的往昔传说，却还魂转世似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忽然化身为了事实，并且是在科学的大旗下，就在我们有幸寓身其中的现代世界。我们相信永宁寺发现的真实性，是因为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一发现的经过以及传达给我们的方式都是可靠的——专业的考古人员，科学的发掘手段，严肃的考古报告，正规的出版社，等等。然而，这一可靠的发现却提醒道，《华阳记》、《蜀都故事》中的记述，我们原来误以为是出于文学家最诗意的虚构，是最灵奇的意象，其实却仅仅是讲述了一个事实，最朴素的事实。
补言：历史上，成都县城外“石笋”遗址一遇大雨便常有彩色小珠被冲出泥土一事，让唐宋人颇感好奇和困惑，文人们在著述中屡屡提及此事。其中，以宋人姚宽《西溪丛语》（卷二十）中的一段文字比较详细：
杜甫《石笋行》云：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
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
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
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
范晔《后汉书》“方术•；任文公传”：“公孙述时，武担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三月果卒。”唐章怀太子贤注云：“武担山在今益州成都县北百二十步，扬雄《蜀王本纪》云：‘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绝，盖山精也。蜀王纳以为妃，无几物故，乃发卒之成都担土，葬于成都郭中，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华阳国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