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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了。不是吗？”
我说，我在乌拉尔看到那里有大量的、可供利用的原料和劳力；许多工厂比我原来
想象的也耍好得多。
列宁点点头，说：“嗯，是这样。内战使我们把什么事都耽误了。现在，我们百废
持兴，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新经济政策要求我们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
给予外国人以经营工商业特许权的制度，来加速这一发展过程。这将会为美国人提供极大
的机会。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说，在火车上，有一位朋友曾希望我对颇有发展前途的石棉开发问题产生兴趣。
我又补充了几句，说，相比之下，我自己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
列宁截住我的话头，说：“这不是问题要害。必须有人打破坚冰。您为什么不去争
取经营石棉的特许权呢？”
我相当惊奇。就我看到的俄国人的办事方法而言，他们处理这样的事情或许需要几
个月。于是，我谈了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列宁一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官僚主义也是我们的祸根之一！我一直对
他们这样说。现在我要做的是，就是指派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其中一人负
责同工农检查委员会取得联系，另一个将同全俄非常委员会——契卡——保持联系，让他
们处理这件事，尽力帮助您。您可以放心，他们会迅速行动的。这件事应该立即就办！”
就这样，在我的面前，产生了后来的苏联“特许权要员会”的雏型。
列宁接着急切地说：“您在达成一些临时性的协议以后，就可以同他们进行具体安
排了，并且把情况告诉我。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确保取得特许权的人在俄国赚钱的条件。
商人不是慈善家。除非他们确信在俄国能赚到钱，否则只有傻子才会来俄国投资。”
我对列宁说，我担心与俄国工人一起工作时是否会产生摩擦，特别是由于把资本家
看作敌人的作法在俄国已司空见惯了。我问他，他是否能够确保我不会遇到劳资纠纷。
列宁果断地回答：“我们的工作如果得到就业的机会和满意的工资报酬，他们会很
高兴的。只有傻瓜才会砍断他们所坐的大树枝。作为一个工人的政府，我们不能对工会发
号施令，但有足够的影响来确保工会履行与你们签定的合同中的所有条款。不过，首先您
必须熟悉我们的劳资法。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您遵守这些法律，您会受到我们政府的充分
保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则不必过于担心。我将会看到您受到公平的待遇。如果您需
要什么，请写信告诉我。”
“再重复一遍，在您签订一项临时性的合同后，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把它提交人民委
员会，予以通过。我们要作出决定，您知道，”他再次用右手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说：
“事实上，如果需要的话，甚至用不着等人民委员会开会就可以定下来了。用电话
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他一道简短的命令，就使哈默成了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答
应与苏联重建一项他还一窍不通的工业。
10 月15 日，列宁给路德维格·马尔滕斯写了一张便条，要他看看能否
说服阿曼德对乌拉尔的重建和电气化计划发生兴趣，从而进行投资，并提供
电气设备（当然是借贷的形式）。
之后，列宁又相继给马尔膝斯、契切林（外交人民委员）和波格丹诺夫
（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写了许多信，表明列宁锲而不舍地注视着执行与哈
默签订的特许权协议的有关谈判的每一个步骤。他在10 月19 日写给马尔滕
斯的信中，强调必须把协议条款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即使它们还不是真
正的特许权。他说，向全世界表明有人正在取得特许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的。（由于列宁制订了新经济政策，外国人才获了各类特许权。）列宁在10
月27 日给马尔滕斯的备忘录中写道：
两个合同均已收到。现送还。为什么没有莱因施坦和哈默给我看过的那些补充条款
（草案上）？要尽快使两个合同定稿并获得通过。对我方提出的条件，我们要特别注意认
真、切实地加以执行。不要靠下命令！我们这里如不经再三检查，就会把全部事情搞糟，
结果一事无成。
同一天，他在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拉德琴科的便条写道：
我认为，作为贸易的开端，这个合同具有重大的意义。您应切实履行我们的各项义
务给予特别的注意，这是绝对必要的。我相信，如不予以极大的压力和监督，是什么事情
也办不成的。您要采取种种预防措施，检查执行情况。请告诉我，任命谁为这项工作的负
责人。。
列宁对官僚主义和仍然是苏维埃制度的灾祸的繁文缛节所造成的延误显
然还十分担心。他要求每个月向他报告两、三次，以使他能够及时了解情况。
在11 月3 日哈默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列宁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其结尾写道：“这个开端是极其重要的。我希望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尽
管这封信是用地道的英文写成的，列宁在附言中仍然为他“十分蹩脚”的英
文表示歉意。
1921 年12 月17 日，列宁在准备他向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报告
的讲稿时，还要求波格丹诺夫向他报告有关哈默的特许权问题的最新进展情
况，以便将其列入他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
这样，红色苏联的大门向哈默敞开了。
1924 年的一天，哈默顺便走进了莫斯科一家文具商店，想买一支铅笔。
售货员给他拿了一支德国制铅笔。在美国，同样的铅笔只值两三美分。而这
支德国铅笔却要价五十戈比，相当于二十六美分。
四、在苏联建起了世界最大的铅笔厂
哈默说，“对不起，我要一支不易擦去笔迹的铅笔。”
售货员有点不耐烦了，但还是温和地说：“因为你是个外国人，我才给
你拿的。但是，我们存货有限。按照规定，我们只卖给那些经常买纸和练习
本的老顾客。”
哈默花了两个卢布——一美元——买了一支。
他成功地利用这支铅笔，使它变成了数百万美元。那天他没有便笺簿。
但是，这支铅笔竟成了一个发射台，把他发送到各种各样新的和有利可图的
事业中去了。
他回去见克拉辛。
他问这位人民委员道：“您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制定了要求每个俄国公民
都得学会读书和写字？”
“当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
哈默说，“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想要获得一张生产铅笔的执照。”
事情是办成了，但是他是在极度冷淡的态度下开始这一工作的。问题在
于应该如何对付那家国营铅笔厂。尽管开始时人们对它寄予很高的希望和发
表了一系列轻率的讲话，该厂生产的铅笔写起来还是不如俄国几代人以来一
向从德国的大法伯工厂进口的铅笔那样好。有人说，俄国生产的铅笔只是在
石头上写字时才好用，如果在纸上写，准会把纸划破。还有一个小问题：要
求哈默拿出五万美元现金作担保，井在合同签字后十二个月内就碍开始生
产。在投产的第一年内，就必须提交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铅笔。除此以外，那
家国营铅笔厂的官员们编造出“外国资本家想要剥削俄国财富”这类谎言来
进行攻击。不过，在10 月份，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还是代表外交委员会签订
了这份合同。
事情都办成了。但有一件事例外：阿曼德·哈默不知道如何生产铅笔。
和以往一样，他的力量来源于他知道会做铅笔的人在哪儿。
他坐上头班火车到纽伦堡去了。
阿曼德·哈默突然出现在纽伦堡时，象瘟疫一样不受欢迎。此后不久，
纽伦堡又成了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圣地了。但就哈默而言，
意识形态和种族背景与人们对他的冷淡无关。在那里，他相当坦率地要铅笔
业行家中的一批骨干皈依他，而且恰好找对了门儿，如愿以偿了。1761 年，
卡斯珀·法伯创建了法伯铅笔公司，这比哈默这位专心致志的来访者的国家
的诞生还早十五年。公司创始人的重孙约翰·洛撒·冯·法伯（1817—1896）
把这家公司办得很出色，举世闻名，在纽约、巴黎、伦敦、柏林及其他地方
还广设分支机构。他的另一个精明的做法是：与俄国皇族签定了一份合同，
从而控制了从西伯利亚劳动营的矿山里榨取出来的全部石墨。这位叛逆的重
孙甘冒团结一致的全家人咒骂他的风险，在亚伯拉罕·林肯第一次担任总统
期间，到美国去开设了埃伯哈德·法伯铅笔厂。
事实足以说明，在哈默带着要打破这个垄断集团的意图来到该城时，
A·w·法伯母公司实际上早已垄断了全世界的铅笔生意。该家族严格地控制
了风景如画的弗尔斯城，并能操纵邻近的纽伦堡市的事务。它所发出的命令，
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任何选举出来的官员、警察、公用事业管理人员及其他
半官方人士所发布的命令。在此之前，法伯集团就已经统治该地区多年了。
他们不需要用铁路将纽伦堡和弗尔斯连结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有轨电车，因
为深怕与外界的这些联系会带进一些“不良分子”，使法伯家族雇用的劳工
和领班们对外部世界某些社会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有所了解。他们对法伯厂自
己的雇员们如同对来到该城的陌生人一样猜疑。正如多年后美国研制原子弹
的情况一样，只有支配这个家族的最可信赖的成员和法伯厂的核心领导人
物，才知道制造这种世界上最熟悉的用品之一——铅笔的全部奥秘。这种情
况就象难以剽窃到可口可乐或安哥斯都拉苦汁药酒的秘密配方一样。
被隔绝一两个星期之后，哈默摆脱了这种孤立状态。他给当地一家银行
写了一封自我介绍的信，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