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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记载，被告席上的所有人，他们对这个犯罪计划既不陌生，与它的联系也并不遥远，我们发现他们就处在这个计划的中心。他们所处的位置表明，他们被我们指控为被告，其应承担的罪责是不言而喻的。在纳粹国家，以及在他们各自任职的领域内，他们就是现存的最高人物。
直到这场战争将要结束的最后时刻，至少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在职位、地位、权力和影响上超过了戈林。
没有一个陆军士兵能比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地位更高，没有一个水兵能比雷德尔和邓尼茨的地位更高。
如果不是外交官冯·牛赖特、冯·里宾特洛甫以及外交多面手冯·巴本，那么，谁能对两面派的外交手段负责呢？
如果不是纳粹占领区的地方长官、保卫者、总督以及特派官，如弗朗克、赛斯…英夸特、伏里克、冯·席腊赫、冯·牛赖特、罗森堡等人，那么，谁来对这些地区的暴虐统治负责呢？
如果我们漏掉了沙赫特、斯佩尔、芬克，那么，我们将在哪儿去找到为这场总体战提供经济支持的人呢？如果不是沙克尔；那么，谁是这个庞大的奴隶企业的主子？如果不是卡尔登勃鲁纳；那么，我们到哪儿去找到集中营的统治者呢？
如果不是赫斯、冯·席腊赫、弗里茨彻、鲍曼以及恶毒得难以形容的尤里乌斯·施特莱彻；那么，是谁煽动起了公众的仇恨与恐慌，又是谁操纵点燃这些罪恶的党组织呢？
这个被告名单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在这场悲剧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相应的罪责。图片和电影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他们出现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文件显示出他们同意这些策略和方法，以及所有德国的武力侵略活动。
这些被告中的每一个人，都对纳粹的这一计划有真正的贡献，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要角色。如果去掉这些人沙赫特、沙克尔、冯·巴本和戈林在纳粹政体当中所起到的作用，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权。看看这些被押上被告席的家伙，再根据图片和文件资料所显示的他们在当权时的情形来想象一下，那么，他们中是否有人的工作根本没有推着这个共谋沿着一条血腥的道路，向着血腥的目标前进呢？我们能否设想，这些人所有的巨大努力并未指向一个值得否认的目标呢？
逃避他们职责的牵连，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些行为有罪的结论，这些被告作为被告方，在这方面几乎是一致的。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的老调就是：这些人没有权力，不知道，没有影响力，人微言轻。芬克以非常清晰的悲叹，总结了被告席上普遍存在的这种自我贬低情绪：〃也就是说，我总是向那扇大门走去，但我从未被引入那扇大门。〃
在每一个被告的证词中，都在某一点上达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障碍：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次又一次，我们听到从被告席传来的合唱：〃我只是在这儿才第一次听说这些事情。〃
这些人没有看见任何罪恶，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在场时什么也没有说。如果这种说法仅仅出自一个被告之口，如果这种声称听起来还有些道理，那么，当我们把他们的这种说法汇聚在一起时，准备延续1000年之久的第三帝国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荒谬可笑的。如果我们把诸位纳粹头目各自的这种说法汇聚在一起，这就是一幅希特勒政府呈现给我们的荒唐可笑的合成图。它是由如下一些内容构成的：
第二号人物，他对他创造的盖世太保的暴行一无所知，虽然他是20多条实施种族迫害法令的签署者，但是，他并不清楚有迫害犹太人的计划；
第三号人物，他只是一个不知情的希特勒下达命令的传令兵，他甚至没有看过这些命令，就像是一个送信的报童；
外交大臣，他竟然对外事及外交政策全然不知；
陆军元帅，他给武装部队发布了命令，却不知道这些命令被实施后所产生的后果；
保安负责人给人的印象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功能仅仅是维持交通秩序；
一个纳粹党的理论家，感兴趣的仅仅是历史研究，而对由其理论在20世纪所煽起的暴力却根本不了解；
波兰总督，在那儿称王，但却没有实施统治；
弗朗哥勒的地方长官，其工作竟只是写那些抨击犹太人的文章，但他却并不知道有谁读这些文章；
内务部长，此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办公室内发生的事情，他对自己部门内发生的事知道的也很少，对于整个德国发生的是更是全然不知；
帝国银行的总裁，他对银行屋顶内外发生的事一概不知；
战时经济全权大使，为重新武装秘密安排了整个经济，但却不知道它与战争有关。
上述这些说法，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出想入非非的轻喜剧，但是，如果你们准备宣判这些被告无罪，那么，这出轻喜剧就被你们变为了现实。
他们确实提出了许多抗议，他们否认知道在《我的奋斗》中公布出的计划、方案，以及纳粹党的方案，他们甚至否认知道他们所收到并执行了的那些文件的内容。
但是，这些被告不能否认他们是权力机构中的最高层人物，不能否认我勾勒出的已经确实发生了的那些罪恶。他们知道，除非他们能找到一个替罪羊，否则，他们自己的否认就是不可信的。
这些被告在被迫的情况下，一致将罪责推卸给他人，有时给这个，有时给那个。但是，他们反复选择的名字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戈培尔和鲍曼。所有这几个人，现在要么死了，要么下落不明。不管我们如何给证人席上的被告施加压力，但他们决不会将他们的手指向活着的人，证明这些活着的人有罪。这使我们想到，命运的运转方式是多么绝妙，它只把罪责留给死人，而让无辜的人活着。这是多么神奇啊！
承担罪责的总恶棍一些被告相互竞争，提供适当的名称就是希特勒。他就是几乎每一个被告都用手指着的那个人。
我不是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也不否认所有那些死了或失踪的人应当承担罪责。就这些罪犯应当受到的严惩而言，判罪的轻重程度都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肯定干了十恶不赦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罪行并不能开脱这些被告的罪责。希特勒不能把所有的罪责带进棺材，所有的罪责也不能全裹进希姆莱的寿衣中。这些死掉的人是被这些活着的人选为这个庞大的同盟兄弟会中的伙伴，他们一起犯的罪，他们必须一个个来偿还。
或许，希特勒最后的犯罪，就是反对他曾统治过的国家，他是一个毫无原因就发起这场战争，毫无理由要延续这场战争的疯狂救星。如果他不能统治，他对什么事发生在德国就都无所谓。就像弗里茨彻在被告席上告诉我们的那样，希特勒试图用德国的失败来毁灭德国人，当他知道不可能打赢时，他仍继续这场战争，而这种继续只能意味着毁灭。
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回到这个明知不对，却要坚持下去的人身上。我承认希特勒是一个大恶棍。但是，这些被告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希特勒头上，实在是缺少男子气概。我们知道，甚至一个国家的首领也和那些一般人一样，即使是处于鼎盛时期，其判断力也仍要受到限制，他必须依靠别人作他的眼睛、他的耳朵，就像这个帝国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其他人必须为他跑腿，执行他的计划。
除了被告席上的这些人，希特勒对谁依靠得更多呢？如果不是戈林，那么是谁使希特勒相信他有一个无敌机群呢？谁把不如意的消息隐瞒起来了呢？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对德国不能与苏联抗衡这一问题，难道不是戈林禁止陆军元帅米契尔向希特勒提出警告的吗？据斯佩尔所言，难道不是戈林免除了加兰将军的空军元帅职务吗？而这仅仅因为空军的软弱与工作的不力。如果不是冯·里宾特洛甫、冯·牛赖特和冯·巴本，那是谁使希特勒这个不善交际的人，相信民主世界的优柔寡断与胆怯的呢？如果不是凯特林、雷德尔以及邓尼茨，那么，是谁强化了希特勒和德国战无不胜的错觉的呢？如果不是施特莱彻和罗森堡，那么，是谁使希特勒保持了仇恨犹太人的火焰的呢？如果不是卡尔登勃鲁纳，那么，是谁对希特勒隐瞒了集中营的情况，进而导致他欺骗我们的呢？这些人都是希特勒的左右手，常常控制着希特勒所能得到的情报以及希特勒据以确立其政策与命令的情报。 他们就是近卫军，虽然他们要执行恺撒的命令，但是恺撒总是被他们握在手中。
如果那些死去的人，能够站在被告席上回答那些抨击他们的言论，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由这些被告所扮演的不太扭曲的形象。如果我们能看到希特勒走向被告席，或带着许多档案资料的希姆莱、戈培尔以及带着纳粹党的间谍报告的鲍曼，或已丧生的罗姆、卡纳里斯走上证人席，那么，请想象一下可能发生在被告席上的骚乱吧。对于那些死去的罪魁祸首，正义世界有权利给予惩罚。
我们根据充分的、能证明被告有罪的文件已经把这个确定无疑的案子提交给了本法庭。如果不需要解释，那么这个案子根据罪状，已经可以由陪审团裁决每一个被告有罪。在最后的分析中，出现的问题是：是否被告们自己那些用来反击证明他们有罪的文件和证据的证词是可信的。那么，他们的证词是可信的吗？
事实是，纳粹节省使用真理的这种习惯，抽掉了他们辩护陈词的根基。撒谎是一个被公认的纳粹伎俩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倡导把谎言作为政策；冯·里宾特洛甫承认使用了〃外交谎言〃；凯特尔建议对重新武装这一事实应该加以保密，以便它在日内瓦可以被否认；约德尔在违反《凡尔赛条约》，重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