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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变得可怕了。
但是，这些被告再一次声称：〃的确，我们制造枪支，但并不是为了射击，它们仅仅是为了增加我们在谈判中的砝码。〃这种诡辩，充其量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论点：军事力量只是用于讹诈，而不是用于战争。迫使奥地利屈从于被吞并的军事侵略的威胁，先于慕尼黑的所谓绥靖的威胁，以及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不同意这种保护关系，戈林就要炸毁布拉格这座美丽城市的威胁，当他们谈论武装只是支持谈判时，这些正是被告铭记于心的事例。
是这些被告准备撤回德国的要求，还是德国要实施这些要求，并且操纵宣传机构，以便把战争的责任不讲道理地强加在这个民族的头上呢？已经发生的事件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像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备忘录中所援引的那些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毫无疑问，这些事件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但是，被告中的一些人却争辩说，这些战争不是侵略，只是准备用来保护德国免遭来自〃共产主义威胁〃的最终危险。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许多纳粹分子无法摆脱的臆想。
一开始，这种自卫的辩论就失败了，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在记录中明确记载的那些可以定罪的事实：首先，德国大规模地快速为战争做准备；其次，德国首领们反复承认了进攻的目的，这我在前面已经引述过了；第三，有一系列德军率先出兵，而且没有警告就发起跨越其他国家的国界的战争事实。
即使有可能证明对俄罗斯的战争是真正的自卫战实际上是不能证明的但发生在此之前的那些战争，都已证明决不是自卫战。还需要指出的是，甚至那些想让你们相信德国受到了共产主义威胁的人，也竞相描绘他们反对俄罗斯的那场灾难性的冒险行动。如果是真正的自卫，那么，他们有理由来反对那场战争吗？
根据事实，这种自卫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它的特点是：它在寻求一种补偿，就像律师常常寻求法律依据那样。雅瑞斯博士在其为被告所作的博学的辩护中指出，没有一个协约条款，或法律条款能否认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自卫的权利。他声称，在传统的国际法中许可：〃即……每一个国家像上述提到的案子中一样，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官，它有权决定它是否发起一场自卫战。〃
我们没有必要去确认这种抽象条款的合法性，因为它不适应于本案的事实。我不怀疑一个国家有作出它在自卫中必须借助武力的决定的必要性，但是，这种诚实的决定必须要有合理的依据，任何军事法庭都愿意给予这一决定以明确支持，哪怕事后这一决定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是本案的事实，却没有像这样依从诚实的决定，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作为决定的借口，哪怕是不太诚实的，也都没有。
在所有显示这些进攻是有组织的、合理的文件中，没有一句话曾是，或能被援引为是害怕进攻的。这或许是因为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缺少勇气，没能直截了当地或完全地裁军，或许是他们怀疑德国在秘密地进行重新武装。如果说他们对彻底放弃武器很犹豫，那么，他们对武器的忽视则是异常地明显。德国非常清楚他以前的敌人已经让他们的武器装备进入了一种衰败状态，而且他们几乎没有考虑要有另外一场战争。德国面对的欧洲，不仅不愿进攻，而且软弱、不抵抗到了连自己都难以保护的地步，已经走到了购买和平这样一种不体面的边缘。我们已经提供给法庭的纳粹分子秘密会议的记录，已明确显示德国没有潜在的袭击者。纳粹分子充满的是侵略精神而不是防御，他们总考虑的是领土扩张，而非领土完整。
如果这些被告现在声嘶力竭地争辩说那是为了自卫，尽管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负责的人宣称或打算过确实需要自卫，那么，自卫这种说法就已把非侵略条约降低到了法律上的一种极为荒谬的程度。这些条约现在在侵略者手中，则已变成了又一种新的欺骗工具，成为了那些善良国家的陷阱。如果在这些非侵略条约中，隐含着这么一个条件，即每一个国家必须在面对已迫在眉睫的威胁性进攻，就是否需要自卫作一个诚实的判断，那么，这些条款肯定不能用来保护那些从未作过任何此类决定的人。
在本案开始时，我就曾冒昧地预测，这些已经犯下的、并被起诉的罪行，将是不可否认的，问题在于这些特殊的被告该负有何种职责。这些被告已经实现了他们当初的预言。总的来说，他们都没有否认那些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都争辩说那些事情是〃恰巧〃发生的，而且他们还认为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共同计划或共谋的结果。
被告们在这儿争辩说，没有共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和一个独裁者不可能共谋。他们还争辩说，他们所有人都不得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而这些命令在德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服从不能作为犯罪指控的基础。由此看来，这可以被解释为虽然发生了大屠杀，但却找不到凶手。
这种诡辩试图逃避宪章第8款，该款规定，政府或上司的命令将不能使被告免除其罪责，但可以考虑减刑。
如同被告律师大部分的抽象辩护一样，希特勒的绝对权力排除了共谋这样一个论点，在有文字记载的事实面前，业已成为了一团齑粉。正如戈林所指出的一样，专制主义的领袖原则本身就是共谋的一部分。这些被告或许曾是独裁的奴隶，但是希特勒是他们的独裁者，他之所以成为独裁者，正如戈林所证实的，这是纳粹运动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每一个纳粹分子都曾这样宣誓？quot；我发誓永远效忠阿道夫·希特勒，我发誓无条件地服从他以及他任命的纳粹首领。〃另外，他们还强迫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人也这样做。根据德国法律，这个宣誓是非法的。德国法律规定，成为一个组织的成员，并且在这个组织内服从〃不认识的上级或无条件地服从一个认识的上级之类的宣誓，都属违法。〃
这些人毁了当时德国政府的自由，现在他们却又以当初他们是奴隶来推卸其罪责。他们处于如同小说中的一个男孩那样的位置，这个男孩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亲，然后又以自己是孤儿为由乞求宽恕。
这些人忽略的东西是，阿道夫·希特勒犯下的罪行就是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就是领导数以百万计其他人的这些人，他们壮大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势力，并且在希特勒那种病态的性格中，他们提供的不止是无数次要的决定，而且也提供了战争与和平之类的重大决定。他们用权力与奉承令希特勒忘乎所以，他们点燃了他的仇恨，引起他的恐惧，把装满子弹的手枪放在他渴望的手中，留给希特勒去扣扳机，而当他这样做时，他们全都是赞成的。
希特勒的有罪是公认的，对此，一些被告勉强承认，另一些被告则带着恶意承认。但是，希特勒的罪行也是所有被告的罪行，是站在被告席上的每一个人的罪行。然而，还有人强词夺理，声称这些被告不可能在一个共同计划或共谋中达成一致，因为他们都是各自为战，或属于不同的部门和派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这样认为，这些被告应该事事保持一致，才能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们犯有共谋罪。毫无疑问，在为获取权力的策划、阴谋、竞争以及战争中，存在着共谋。
虽然，沙赫特与戈林存在着分歧，但是，那只是针对他们俩中应由谁来控制经济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是否要严密组织起来为战争服务方面。现在戈林声称，他退出了这一计划，因为就在波兰战争开始之前，通过比尔格·达勒鲁斯，他在英国和一些有影响的人举行了一些谈判，但是，很显然，他的这些谈判并非要阻止入侵波兰，而是要通过使英国保持中立，以确保入侵的安全成功。罗森堡和戈林，可能在把偷来的艺术品如何分配上存在分歧，至于怎样偷，则不存在分歧。约德尔和戈培尔，可能在是否要谴责《日内瓦公约》上存在分歧，但在如何违反它上面却不存在分歧。这些情况贯穿了整个漫长、肮脏的过程。在材料中，没有一个地方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例子：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反对剩下的人说？quot；这种事情是错误的，我将不参与。〃如果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只是在权限与管辖的方式上的争议，但是这种争议仍在这个共同计划的框架之内。
被告中的一些人也这样声辩：不管如何，他们并没有任何共谋要去犯反人道罪和战争罪，因为内阁成员从未和军方在一起开会，以策划这些行为。但是，这些罪行只能是以〃生存空间〃为目的而进行的侵略计划的不可避免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这就是〃生存空间〃的丑恶一面。通情达理的人，能期望得到邻居的土地，而不履行承租人的责任，又不犯反人道罪吗？
每个被告的最终立场就是不管是否有共谋，他都说不在这个共谋里。因此，在检查他们是否回避罪责方面，重要的一点就是，共谋起诉包含什么，它要惩罚的是什么。
在共谋罪中，虽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个共同犯罪计划，但我们不因其他人的罪过来惩罚他，我们要惩罚的只是他在该罪行中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犯罪手段，以及每一个参与者的罪行，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便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一个总的罪行。因此，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指控依据，就是参与指定或执行这个计划，这便是每一个社会为了抓获这样一些人而制定的必不可少的法规。这些人就像这些被告一样，他们自己手上从未沾满鲜血，但他们制订了导致流血的计划。今天，在整个德国，以及所有被占领区，只有那些奉命行事、执行这一计划的小人物被指控为有罪，受到了惩罚。如果策划这些计划，指挥那些小人物的人逃过了惩罚，那么，这种情况将成为一个极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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