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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克尔，自埃及法老以来最大、最残忍的奴隶贩子。通过把外国人大规模驱赶到受奴役的纳粹占领区，为德国提供其急需的人力，其规模大得连古代尼罗河流域的暴君都无从想象。
约德尔，这个职业道德的背叛者，他使德国军队违反自身的名誉准则，去实现纳粹政策的野蛮目的。
冯·巴本，异教徒政权的虔诚代理人，当希特勒要躬身上马时，他就扶着马鞍，为吞并奥地利而做了疏导，把他的外交伎俩奉献给了纳粹的侵略目的。
赛斯…英夸特，奥地利第五纵队的先锋，接管他自己国家的政府，以便将其作为一件礼物送给希特勒，然后把恐惧和压迫带给了北边的荷兰，为德国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掠夺荷兰的经济。
冯·牛赖特，守旧的外交家，把他的经验奉献给了纳粹。早年，他负责纳粹的外交，通过哄骗以减轻未来受害者的担忧，作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者，为即将到来的对波兰的袭击打下了基础。
斯佩尔，作为武装与战争生产的部长，参与策划并实施了迫使战俘和外国劳工加入德国战争工业的计划。这种做法，增加了德国的工业产量，但劳工却在饥饿中减少。
弗里茨彻，无线电宣传的头目。他通过操纵真理，使德国的公众舆论狂热地支持这个政权，并且麻醉公众的独立判断能力，以便他们不问他们主子命令的用意就盲目照办。
鲍曼，他没有接受到我们邀请他来参加这次聚会的请帖，他曾坐在该党那个功率强大、全速前进的机车头上，指引它无情地执行纳粹的政策，从蹂躏基督教徒到私刑处死被俘的同盟国飞行员。
所有这些被告的活动，尽管其背景不同，能力不同，和其他现在不在这个被告席上，但仍然起着主要作用的同谋犯的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相互融为一体，按照通过军事力量，试图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的共同目的，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军事模式。这些被告中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热衷纳粹运动的狂热分子。其他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狂热，但在受到如果成功将获得报酬的诺言的诱惑之下，仍然加入了这个罪恶的行动。后来加入的这些人，弥补了最初那些狂热信仰者在层次上的致命缺陷，就像希姆尔博士在其法庭演说中指出的那样？quot；为了这些特殊的任务，纳粹主义者中还没有专家，大部分的纳粹主义参与者都不能做需要有技术知识含量的事情。〃缺少技术能力是早期纳粹分子的致命弱点，在他们自己的人当中，早期的纳粹分子，不可能组成一个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执行所有必不可少的计划的政府。像沙赫特、冯·牛赖特、斯佩尔、冯·巴本、雷德尔、邓尼茨以及约德尔，这些人的特殊罪行和叛逆就在于此。在没有这些极其愿意受纳粹自由支配的专门才智的帮助下，纳粹的这个总体计划能否成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人在知道和制订已宣布的目的与方法的情况下这样做，并且是在实际上已经确认了这个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正由他们在管理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继续这样做。他们高于一般平庸纳粹分子的层次，这并不能成为他们摆脱罪责的借口。相反，这正是他们应当被定罪的理由。
在本案所有上千页的记录中，最突出的事实就是，所有纳粹犯罪的最主要罪行对世界和平的进攻是清楚的。这些罪行是蓄意策划的。这些侵略战争的开始，并不是由一些受当时气氛所激动的人，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临时促成的。在入侵波兰的前一周，希特勒告诉他的军事指挥官们：〃我将为发起战争做一个宣传攻势决不介意它是否有道理。胜利者在以后将不会被问及我们所说的是否是真实的。在发动并开始一场战争时，正不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胜利。〃
为了创造一个波兰袭击德国边防无线电台的假象，并且用于宣传的事件，集中营里的政治犯被穿上波兰军服。占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想法，早在1938年8月就与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一道出台。这一袭击目的，在1939年变为了完整的计划，希特勒告诉他的军官们说：〃荷兰、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必须用武装力量占领，中立的宣言必须弃之不顾。〃因此，在第一次进攻发起之前，随之而来的战争已经安排好了。这些战争在整个历史上，是经过最精心策划的战争。在它恐惧、连续的进程中，几乎没有一步不是按照总体计划或次要一些的时间表来实施的，直到这些侵略罪行被彻底完成。
战争罪和反人道罪，都不是无计划的、孤立的和临时发生的罪行。除了我们得到的这些有关他们密谋的不可否认的材料以外，我们只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足够了：除非这个行动符合政府的总体计划，否则，如何能让几个国家的600万人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并且大规模地处死他们，甚至毁掉他们的尸体？如果不符合这个总体计划，那么，对500万劳工的奴役，强迫他们服役，把他们运到德国，派遣他们去做最能发挥他们力量的工作，对他们的保养如果慢性饥饿可以被称为〃保养〃的话，以及对他们的看管，能够被实现吗？遍布整个德国的数以百计的集中营，能被修建起来，并容纳数以万计的受害者吗？每一个集中营都需要劳力与财力来修建，以及人力来管理和控制，并且要适应这种战时经济的需要如果它们不符合一个总体计划，那么，在德国的独裁统治下，这样的努力值得吗？
这个计划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配合的。奴役劳动计划和工业与农业的需要密切配合，而工业与农业的需要又与军事机器的运转保持一致。费尽心机的宣传机构又与控制人民，以及煽动他们和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的计划保持一致。军工以集中营为基础，集中营由盖世太保提供。盖世太保由纳粹的间谍机构提供。
在纳粹的铁腕统治下，任何与这个计划相悖的东西，都将不容许存在。发生在这个受到严密控制的社会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所显示的都只是一个有预谋、并且是逐渐暴露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确保纳粹党处于阳光之下，而将其他党派排斥到阴暗之中。
·关于被告对受共谋罪指控的辩护
这些被告所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推卸罪责的案子，有一些被告承认要承担有限的责任，有一些被告却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还有一些被告则采取这样的态度，即虽然有滔天的罪行，但是没有罪犯。时间不容许我对每一个单独的以及特殊的被告进行检查，但是就众多的案子而言，这里有一系列与被告相关的事件。
许多被告的律师，试图取消对被告的共谋或共同计划的起诉，其理由就是，纳粹计划的模式并不适合德国法律中用来指控拦路抢劫或窃贼的密谋的共谋概念。他们的共谋概念是，在寂静的夜晚和僻静的地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伙重罪人密谋着一桩特殊犯罪的每一个细节。本宪章防止了寻求根据地方法律规定的地方范围的狭窄的共谋概念，而使用了宽泛的非严格法律意义？quot；共同计划〃。如果完全不考虑对这种〃共谋〃概念的替换，该宪章规定：〃参与这个共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领导者、组织者、煽动者和同谋，参与了所描述的任何罪行，都要对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行为负责，无论这些行为是由何人作的。〃
对一个共同计划，该宪章的概念确切地表述为：在一个国际背景中的共谋原则，夺取国家机器、犯有反世界和平罪、灭绝一个种族、奴役数以百万计的人以及压制和洗劫整个国家的一个共同计划或共谋，不能将其与策划一些小的犯罪同日而语，尽管同样的基本犯罪方式被使用了。小匪徒或许策划带着枪或短剑，他们将从前面或背后袭击受害者，或伏击他。但是，策划一个战争时，手枪就变成了一支德国军队，短剑变成了一支德国空军，袭击的地方也不是选择在一个偏僻的小巷，而是世界范围。整个这个行动计划牵涉到对公众舆论、国家法律、工业以及金融的控制。引诱和恐吓必须转变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同样，在一个共谋计划中的犯罪目的的秘密程度，将取决与它的对象。一个国家反对国际社会的秘密准备，尽管对外国人是伪装着的，但或许在它自己本国人的心目中是公开的，并且是臭名昭著的。但是，这种暗地里的行为，并不是这个计划的根本组成部分。
然而，这些被告争辩道，并没有一个涉及侵略战争的共谋，因为：
1． 没有一个纳粹分子想要战争；
2． 重新武装，其目的仅在于加强德国的力量，使德国的声音在国家大家庭中能有人听；
3． 这些战争实际上并不是侵略战争，只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的自卫战。
当我们分析纳粹分子不想要战争的辩护时，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实质性的结论：〃这些记载看起来确实很坏客观上但是，当你考虑到我的内心世界我主观上是讨厌战争的，我知道战争的恐怖，我想要和平。〃我对此说法不敢完全相信。我甚至不愿意接受戈林把参谋部描绘成和平主义的说法。然而，承认这些被告中没有一个人喜欢战争，作为一个抽象的建议，它将不会有损于我们这个案子。但是，他们想要他们知道不通过战争，他们就不能得到的东西，他们想要他们邻居的土地和财富。他们的哲学似乎是，如果邻居不默许，那么，邻居就是侵略者，并且要准备因战争而受到责备。然而，事实却是，在这个战争打到他们自己国家土地上之前，在对德国人民欺骗的诺言德国城市像我们所见到的任何一座被摧毁的城市一样，是坚不可破的暴露之前，这场战争从来没有变得使纳粹分子感到可怕。从那时起，战争才变得可怕了。
但是，这些被告再一次声称：〃的确，我们制造枪支，但并不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