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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说一遍，你们可以去翻看犯罪史，你们将找不到一例和此案相同的案件。这个案子和那些头脑正常的人犯罪时的每一个动机、每一个行为、行为的每一个步骤和细小的动作都完完全全地不同。在整个作案过程中，自始自终，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全都被心智不正常的想法所左右，没有一个是正常的行为，以至到现在，他们坐在这里，等待着他们的厄运宣判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仍然是不正常的。
但是，他们却说，这两个孩子的犯罪是有计划的。好吧，这又意味着什么？一个疯子的计划，一个傻瓜的计划，还是一个动物的计划？任何能思维的大脑都可能计划。但是，这两个孩子的计划却是心智不健全的人作出的不健全的计划。任何一位有头脑、崇尚生命、还有一点同情心的人，会不理解这件事吗？
然而，法官大人，由于本案对于常人的不可思议与奇特，以及由于它被起诉方大加渲染，我们不得不进行辩护。为什么呢？我们被迫向本法庭请求，这两个孩子，一个18岁，另一个19岁，他们是否可以被允许在安静、隔绝和不体面的环境中生活，在监狱中度过他们的余生。我们请求本法庭和本州的检察官多点仁慈，让他们在监狱的囚禁中度完他们的余生。
有时我很迷惑，怀疑我自己是否在梦境里，是否在20世纪的前25年里，因为原始时期野蛮人之间的生死、仇恨和血腥残杀又回到了人们的心里。他们想干什么？告诉我，难道让两个孩子在监狱的铁窗中度过他们的余生，难道这样做还不够抵偿他们那疯狂的行为吗？难道在公众强烈要求绞死他们的背后，就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吗？法官大人，我对此理解不了。这原本应该是一个早已被抛弃的观点，要不是这个奇怪的案件被传得沸沸扬扬，激怒了人们的情感。这种野蛮的东西早已属于过去，但现在它又回来了，人们的理智被窒息了，人们被那种早已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灭绝的情感和仇恨所左右了。
我的朋友萨维奇先生，向你们描绘了罗伯特的尸体如何地被塞进了阴沟。虽然没有一个人能连续不断地描述出一起谋杀案的过程，但是，人们却能把谋杀说得令人毛骨悚然。谋杀本身是让人震惊的，它让人震惊是因为我们热爱生命，因为我们本能地害怕死亡。无论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无论它是怎样发生的，谋杀都是让人震惊的。或许，所有的死亡都让人一样地震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死去男孩的像片，痛苦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再能伤害他了。在被脱光了衣服后，他被塞进了一条阴沟，他的衣服被脱了下来。这样，作案的证据就遭到了破坏。这是一张提供给本法庭，并以此要求绞死凶手的相片。好了，法官大人，这张照片对我的触动并不比凶手用凿子敲打小罗伯特·法兰克斯头部的事实更强烈。因为这个孩子已经死了。
现在，我想说说死刑，由于某个神秘的原因，本州想在此案中实施死刑。为什么他们想实施死刑呢？为了维护法律吗？哦，不。我们可以去维护法律，但不必去处死任何一个其他的人。罗伯特死去了，他的尸体被塞进了阴沟，这件事使本州检察官敏感的心灵受到了震动。但是，法官大人，我能想像出另一个情景，使这件事变得不那么严重。法官大人，我能想像，也只能想像出，两个男孩，一个18岁，另一个19岁，他们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他们软弱而且心智不健全，但是他们被关进了牢房，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数着日子，最后，他们被提出了牢房，送上了绞刑架。难道这就是芝加哥的光荣之日吗？难道这就是本州检察官的光荣胜利吗？难道这就是美国公正的伟大胜利吗？难道这就是基督教精神、仁慈和宽容的光荣体现吗？我还能想像：那两个小孩，在熹微的晨光中醒来，穿着本州提供的一套囚服，被领上绞刑架。他们戴着脚镣，黑色的帽子把整个头都包住了。他们站在了绞刑架上的活门上，行刑的刽子手按动了一个开关，于是，他们脚下的活动门滑开了，我看见他们被绳索悬吊在了半空中。
我总是很怀疑那些正义的愤慨。没有什么事比正义的愤慨更残酷了。听听，年轻人总是爱高谈阔论正义，但谁又真正知道什么是正义呢？萨维奇先生知道吗？克劳尔先生知道吗？我知道吗？法官大人，您知道吗？人类有没有研究正义的机构？有没有人能掂量出我的份量，并说出我价值多少？法官大人，您能吗？让我们诚实一点吧。法官大人，您能赞美您自己，并说出您价值多少吗？法官大人，您又能赞美那两个孩子，并说出他们价值多少吗？要说出什么是公正，就必须考虑到它周围的、人类不能理解的、无限的环境因素。
这两个孩子把罗伯特的尸体留在阴沟里，然后他们就回来了。他们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他们可能会回来得很晚，赶不上吃饭的时间。显然，这样做，里波路是经过了思考的。对此，科隆尔医生说，里波路能这样做，这说明他有思考和采取相应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个凭他的生活习惯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会回来得很晚，赶不上吃晚饭时间的孩子，对没有任何一点原因就结束小罗伯特·法兰克斯生命的事实，却一点也不害怕没有过多考虑，没有一丝颤栗，甚至到现在他也不感到害怕。当他给家里打电话时，他那样做是因为他有回家晚了就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事情就这么简单。但是，面对着生与死，尤其是一种残酷的死亡时，他却没有颤抖，没有思考。
他们回来了，他们吃完了晚饭，他们把那辆沾满血迹的汽车停止在了里波路家的房门前，他们那天晚上随便清洗了一下汽车，然后就把它停止在了家门前的大街上。第二天，他俩把汽车开进了车库，并且再一次清洗了它。可怜的小迪克·娄伯我不应该称他是迪克，也不应该称他为〃可怜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乞求同情，而他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权乞求同情的，他只能要求公正，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公正。这一点只有本州的检察官才清楚。
随后的一两天里，我们发现，迪克·娄伯的口袋里塞满了报纸，报纸上讲述着法兰克斯的悲剧故事。我们发现，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俱乐部里谈论此事，甚至还和新闻记者们谈论此事。我的经验告诉我，一个头脑清楚的罪犯，最不愿意打交道的人就是新闻记者，罪犯甚至还更愿见侦探而不愿见记者，因为记者比侦探更聪明，更没有同情心。但是，娄伯却挑了一个新闻记者为伴，他对那个新闻记者说，他曾读过许多侦探小说，并且，他知道这个案子是怎么一回事。他还说，那个打电话的家伙一定是在63大道上打的，要想找到那个家伙，就要顺着63大道往下走，并找到那个杂货店。娄伯还对那个新闻记者说，他愿意和他一起去那里。
于是，迪克·娄伯领着新闻记者，去他们曾经打过电话的杂货店附近转了一圈。他一路上谈论着这个案子，拿着很多的报纸，领着记者。他当时真是出尽了风头。但是，用科隆尔医生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追求〃完美型〃的人。〃完美型〃！难道迪克·娄伯当时的思维状况没有问题吗？为什么他那样做呢？因为他喜欢听到人们对此事的议论。因为他自己曾亲自做了一件他不敢在公开场合自吹自擂的事，而他又确实想听到别人对此的议论，于是，他在那里四处转悠，并且帮助人们寻找自己曾经打过电话的地方。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受到某种因素的驱使，干了那件被称为犯罪的事，难道他不应该逃离此事吗？难道他应该去找新闻记者，并帮助他们查明事实的真相吗？在这个案子中，没有一件事不是一个心智不正常的人干，没有一件。
再说说计划吧。是的，这是一个病态的计划，这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定下的计划，这是一个傻瓜制订的计划。从开始构思这个计划起，直到这个悲剧最后一个行为结束，自始自终，这个计划都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法官大人，让我进一步谈谈这个案子。我想再谈谈这个悲剧中的一些要点。由于这件案子的残酷性，所以它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这个悲剧本身应有的重视。对此有两个原因可以作出解释，而且我也只发现了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案犯家庭享有的巨大财富，这不仅仅是指迪克·娄伯和里波路的家庭，同时也指法兰克斯的家庭。当然，这一点是不同导常的。第二点就是本案不可思议的、离奇的和毫无动机的事实。这就是吸引了全世界注意力的因素。
许多人现在说，他们希望把那两个孩子处死。但是，我知道，满足人们的血腥欲就像是给他们提供晚饭：当他们吃完晚饭后，他们就入睡了。也许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这些人叫嚷着要处死凶手，但他们随后就会为此深深地后悔。我敢说，如果两个孩子被宣判死刑，并且在某天被绞死，那么，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被一块又深又沉的柩衣盖住，至少，它会给每位仁慈、明辨事理的人的心上蒙上一层阴郁的影子。
我很迷惑，这样做是否有好处。当萨维奇先生讲话的时候，我感到很惊异。萨维奇先生对本法庭说，如果那两个孩子被绞死，世上就不会再有凶案发生了。萨维奇先生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说，如果那两个被告被绞死，就不会再有像他们一样的男孩了。
我可以给他简要介绍一下惩罚的由来，惩罚的实施始于残杀某个生命的残酷行为，因为这个行为伤害了人。这是一种野蛮的惩罚。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部落里受到了伤害，于是他们就必须去伤害那个部落的某一个人。谁将受到伤害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必须有人因此受到伤害。如果一个人被杀了，那么他的朋友或家庭就必须去杀人，以讨回公道。
你们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这一点。作为让人人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