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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 我是在做梦吗？这像是个真实的案件吗？我从事律师工作35年了，在无论是否我曾居住的地方，都有了一定的声誉，但我现在却被指控犯了这样一个罪行，被带到了监狱门口。
先生们，不要以为你们的生命或自由是有保障的，不要以为你们的家庭是安全的，在这样的证据和这样的环境下，不要以为人人都是安全的。我，一个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受人尊敬的、有一定财产的人，居然也站在了这里，面临被判6月监禁的灾难。我是在做梦吗？ 有朝一日，我会发现这只是场恶梦，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
福特对你们说，你们不必做什么，只需给个判决就行。你们知道他这样说是为了什么吗？他不是想从陪审团手中夺走判决权吗？先生们，我不会乞求你们怜悯的。我想要公正的审判，我也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没有人有权夺走陪审团审判此案的权利，也没有人能让陪审员不加思索地去掌管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你们认为我罪有应得，那么就判我有罪吧。但是，你们这样做时，请睁大眼睛，保持头脑清醒。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他想行贿伯恩，但并没有和伯恩先生交谈，而是去了伯恩的邻居家。一会儿后，他又折回伯恩家，发现伯恩不在家，于是和他妻子谈了谈。如果伯恩的妻子不在家，他也会和伯恩家的狗谈的，如果狗也不在家，那他就会和猫说的他是专门出来追逐陪审员的。很奇怪，他事先没有写信。这样，他回去和伯恩太太谈了谈。伯恩太太让他订阅《观察家》周刊，这样，她可以得到一份赠品。于是富兰克林这样做了，他写下自己的名字。伯恩太太问道：〃这就行了吗？〃富兰克林说：〃不，你难道不想要订金吗？〃随后，他又说：〃你能换开一张50元或100元的钞票吗？〃这就是伯恩太太说的，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富兰克林对她说：〃你能换开50元的还是100元的？任何一张都行。〃他直接从银行过来，银行出纳作证说，他一共给了他500元钱，100元一张或50元一张的。而伯恩太太又说，他让她换开一张50元的或100元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证实银行工作人员所说的，那么伯恩太太的话就是证明，他确实拿的是50元的或100元的钞票。如果他身上有张20元的钞票，那么为什么不让伯恩太太换开这张20元的呢？伯恩太太说，最后他拿出了皮夹，总算找出了些零钞。那天晚上他又来到了伯恩家，收买伯恩先生，给了伯恩先生400元钱，每张都是20元额的。
现在，先生们，事情就是这样。假定一个人是诚实的，不是罪犯；假定一个陪审团是理智公平的，能理解决定一个人的自由的责任，那么，现在，请你们告诉我，他是从我这里拿的钱，还是凭我开的支票提取了那些20元的钞票呢？对此，银行出纳给予了否认，伯恩太太也给予了否认。那么，他又是从哪儿得到那些20元的钞票呢？我不知道。那些钱不是从我的银行支票里提取的，他也根本没有办法那样做。如果我没有提供那笔钱，那钱又从哪儿来的呢？谁在幕后操纵呢？ 我和其他的律师都不清楚谁在黑夜中伸出手来想造成我的灭亡呢？在所有大陪审团参加的案例中，伯恩案是最愚蠢的。先生们，我在伯恩案中有罪的机率不及10万分之一，不及10万分之一！
罗伯特·伯恩站在证人席上，他已被赦免，我们就假设他说了实话吧。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让他当选陪审员。他说过他参加了洛杉矶的第一个工会。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当然，随着我们逐渐变老，我们对余下的岁月会比年轻人更慎重。所以，尤其是在一个谋杀案里，如果我发现一位白发老人，我知道，他会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温柔、善良、小心地去对待一位兄弟的生命。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理解环境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所有人在年老将逝时，是多么的相似。于是，我们比年轻时更加友善地作出判决，对我们的同胞更加仁慈，不像我们年轻时的血气方刚。所以，伯恩被选入了陪审团。富兰克林说，作为陪审员，他是个好人选。
富兰克林和每位陪审员都就此案交谈过，我和戴维斯都对此作了证。伯恩对富兰克林说了什么？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他说，当富兰克林给他钱时，他对富兰克林说，只要他发现麦克纳马拉有罪，他会投有罪票，他不是这样说的吗？他对富兰克林说，如果证据显示有罪，他会投有罪票的。他说，除非证据证明有罪，否则他不会投有罪票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证人，他获得了赦免，但他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指证我。他说，他当时对富兰克林说过，只要证据有说服力，他会裁决我的当事人是有罪的。然而，富兰克林硬塞给他400元钱，他却发誓说是我给了他钱，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先生们，你们相信吗？这就是我梦到的内容吗？你们相信吗？当他说，只要证据有说服力，他会对我的当事人定罪时，我会用400元钱去行贿他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被收买的人吗？
事情还不仅于此；当他入选陪审团，和其他的陪审员一起天天坐在陪审室里之后当然，陪审员之间不能互相交流案情，不能形成任何共同看法当然，你们认为他们是不交谈的，但我知道他们要交谈我在法庭里度过了35年。在陪审室里，伯恩对另一位陪审员说，如果他呆在陪审团里，那些畜生就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证人韦伯的证词。在盘问韦伯时，弗雷德里克斯花的时间比花在其他任何证人身上的时间都多，但他还是找不到任何漏洞，韦伯的证词是不容质疑的。
先生们，在这里谈论伯恩案是愚蠢的。第一，在还未谈及贿赂之前，支票就已经给了；第二，富兰克林没有从那张支票里提出钱去付给伯恩；第三，富兰克林和伯恩邻居的妻子、和伯恩太太谈过话，他们拜访过他的办公室；第四，伯恩根本就没有被收买；第五，伯恩说过他入选陪审团后，会指认我的当事人有罪。然而，尽管如此，我却被指控行贿伯恩而有罪。
先生们，让我对你们说，我知道地方检察官弗雷德里克斯会在他的陈述中以此反对我的，而我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你们12位会喜欢听这件事。但是，我就是这样相信的，我要碰碰运气。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吗？林肯·史蒂芬斯（著名记者，麦克纳马拉案中控辩双方的调停人）说得对，这是个社会罪恶。他并不是说，应该犯这个错，而是说麦克纳马拉案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对此麦克纳马拉毫无责任。这个城市有一场很尖锐的冲突，成千上万的人都被激发起来，有穷人，有弱者，有不负责任者，有对穷人或富人来说都做错了事的人，冲突使他们怒火中烧于是这件事就发生了。
让我告诉各位先生实情，你们可以把这些人吊在最高的树上，你们可以吊死每一个嫌疑犯。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把我送进监狱。你们可以宣判那54位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受到指控的人有罪。但是，如果你们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样的事还会一遍遍地重演。它们会像地震一样随时爆发。它们会像飓风一样，把大树连根拔起。它们会像闪电一样，击破空气中弥漫的瘴气。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应该对这样的形势负责，应该正视结果。
我想对你们说说另一件事，为了公正对待我的当事人。那位我冒着失去生命、自由和名声去挽救的年轻人，他并不想捞取什么，他那样做不是为了钱，甚至也不是为了名，因为一旦成功，只要他活着，就决不能将他做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得不到任何好处，他只是信仰一项事业，并甘愿为之付出生命。不管事情是对还是错，这位年轻人的动机都是一样的。我不会像他那样去做，你们也不会那样做。但是，根据他的动机来评判他，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途径因此，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评判一个人根据他的动机来评判他，我不能谴责他，我也不会那样做的。
我还想再说说，当你们了解了他之后，其实，无论是谁我认识很多各行各业的、受到指控的人，盗窃犯、银行家、杀人犯当你和他们接触后，了解了他们，你就会发现你与他们之间有种亲缘关系。你们会体会到他们也是人，他们也爱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他们也爱他人。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或那样的事呢？这还是层层迷雾，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都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麦克纳马拉的行为又被摆到了陪审团面前，并会激起你们的强烈感情来反对我除此而外，再无原因。
因这样的事业而做事的人，没有一个在道德上有罪，决没有。对此，没有人比那些指控他们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在《时报》大楼的一个角落里，安放了16支雷管。他是想炸这座大楼，但不是为了杀人、恫吓或伤害财产，亦或其他别的原因。如果你们认为，炸药放错了地方，那是犯罪，就那样想吧，但他确实没想过要伤害人。爆炸并没有停止印刷机的工作。不幸的是，聚在大楼里的煤气和其他易燃物起了火，随后的大火使那些人丧了命。
先生们，你们认为我的心肠比福特还残酷吗？你们认为他会比我更关心那些受苦的同胞吗？你们认为我从来不为那些人的丧命难过吗？不为他们身后留下的妻儿老小和朋友难过吗？难道我不比他难过吗？然而，先生们，这桩《时报》案被展示在你们面前，他们希望它会以某种方式使你们对我产生偏见。
先生们，对我就此案的所说所想，我决不希望有所更改。对任何一个受到指控的人，我从来都感到难过，既为他本人难过，也为他的罪行难过。我想象不出是什么动机在支配着他那可怜的脑袋。就如史蒂芬斯先生在证人上告诉你们的一样，我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