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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表面现象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政府补贴，但是政府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类似的现象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配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后也被***实事求是的态度翻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就是因为这些改革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象太过严重，因此五中全会「国内和谐化」的理念就特别地具有时代意义。从我前面所分析的问题看，目前在这片坏土壤上以简单经济发展为唯一考量的发展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而国内和谐化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社会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政府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的动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不稳定、暴动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在社会不和谐的危机之下，学者专家却仍然高喊着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的理念将会如同菲律宾等国一样，使得中国经济体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誉
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透过长期的法治化建设形成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应当是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可是严刑峻法的推动脱离不了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的执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来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机构的嚣张气焰，不但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为已经开始动摇国本。有这样的地方政府，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国内和谐化的改革越发艰难。在此我呼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整肃吏治，因为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难彻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也无法推动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
其具体做法应重新定位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理念，何谓正确的政府职能。各级政府的职能不应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目标，更不是像目前各级政府一样的大商贩的身份。协调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只有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洁和高效的政府。中国各级政府的全面腐败与低效率曾经引发了大面积的体制改革的讨论。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体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监督能否到位还遥遥无期，而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纲的错误思维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汤和不和谐。
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低效率。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过肤浅所致。举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当时的香港有民主吗？有民意监督吗？有舆论监督吗？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体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就上门抓人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递解出境。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洁与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类似。可是，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引进了民主与舆论监督，但是政府的腐败和低效依然严重而不能解决。而这也是我为何主张单靠民主与舆论监督不能解决腐败与低效的主因，因为民主与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也是为何民主与舆论监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有效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无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来自于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严格的流程式管理。那么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协议转让为例，如果规定要竞价拍卖，那么竞价拍卖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领导拍板决定。以往领导有很充分的空间去讨价还价，由于没有一个价格机制在，因此需求量是无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竞价拍卖就是一个规范的流程，减少了官员腐败的空间，而且由于价格的调整使得需求减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开竞价，港府官员没有贪污的空间。而如何补偿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