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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开化就是要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公众知情、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进行，防止暗箱操作。在改革过程中，要让尽可能多的公众了解产权出让的对象、程序、条件和价格等；让尽可能多的公众享有平等的购买权。较为重要的产权改革项目、出让条件及其改革结果，都应通过适当的媒体向社会公布，欢迎社会各界对这些改革提出批评和建议。市场化就是要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和市场交易价格进行。市场配置是一种分散决策行为，是依靠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得以实现的。市场机制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可以自动修正或调整不合理的配置，它对资源配置中的资产重组或存量调整，是一种持续而有序的行为。
1994年以来，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反映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也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纷纷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对当地的产权交易行为进行规范，严禁场外交易，强制或引导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对于保证国有资产交易规范有序和国有资产增值保值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3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颁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即3号令），明确要求企业国有产权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并规定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操作程序、审批程序，以及社会中介机构、产权交易机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的职责及违法、违规应负的纪律、经济、法律责任。
3号令出台使国有产权转让有章可循，并将国有产权转让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其意义在于：一是为产权交易各方公开、公平、公正交易提供了一项制度保障，因而能更好地通过市场机制，加快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使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了统一的工作原则和操作规范，从而既能有力地促进国有产权的流转，又能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四、国有资产流动重组离不开产权市场的支撑
回顾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产权交易市场是国有经济顺利变革的一个必备条件。
首先，国有经济发展思路和投资结构调整客观上要求建立产权的市场化配置机制。由于人们过去机械地理解生产资料所有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越公越好的思想就曾促使我国国有经济走上一条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所有行业和所有企业类型（指规模结构）无所不包的发展道路。
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逐步从实物形态角度转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角度来正确看待国有经济比重和国有资产问题，尤其自党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后，中国国有经济的恰当范围就重新得到界定，发展思路也从面面俱到转向有所侧重的“抓大放小”。
按照新的发展战略，国有经济既要从那些无不关紧要的领域撤出，又要从本不适合国有制这种高级所有制形式的大批中小企业推出，以便于一方面集中力量保证国有经济在特定领域的应有实力，同时给民间经济腾出相当空间，以尽量扩大社会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伴随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调整，撤出的大量国有资产存量必然需要重新配置。而鉴于以往的教训，国有资产存量的盘活不可能靠走行政划拨的老路来完成，实现产权高效配置的产权交易市场也就因此成为国有经济顺利实现战略调整的根本出路和主要途径。
其次，国有经济的内部优化调整离不开产权交易市场。除切块让渡给民间经济的对外调整外，中国国有经济内部也面临这优化、重组的结构调整问题。一是历史上计划管理失误所造成的重要布局、资产闲置等生产能力浪费亟需纠正，以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行效率；二是原国有企业在进行转制（主要指企业资产组织形式）、实行自身经济扩张及增减资本以实施技改、调整生产方向时，都程度不同地依从于产权交易市场的支持。因此，从国有经济自身的运行和发展需要来看，产权交易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2国资流转：艰难的探索实践（16）
第三，解决国有企业的现实困难迫切需要产权交易市场有效发挥作用。近年来，大多数国有企业处于程度不等的亏损状态之中，企业的发展和生存非常艰难，同时也使这部分国有资产的收益权利受到极大侵害。与盈利企业相比，亏损企业产权转让要紧迫的多，国有企业改造中最需要重点进行“大手术”的“重灾区”部分，就是这些亏损企业。
要使这些企业内凝固和沉淀的国有资产重新流动起来并且流向高效率的地方，就必须大力发展对资产存量进行高效配置的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其优胜劣汰内在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并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相反，如果在国有企业问题上避重就轻，只一味热衷于少数盈利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而对占大头的亏损企业资产处置置若罔闻或促改不力，使占有相当大比例的国有资产存量得不到市场机制的有效调配，也使许多国有企业难以摆脱目前的困境。
产权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兴起，既是微观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国有经济变革的迫切需要，同时更是市场体系走向完备的必然结果。它不仅给经济改革创造必要的市场条件，标志中国市场体系进入成熟阶段，而且还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产权市场：十年磨剑迎接国资进场（1）
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产权制度是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变量。
——科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产权”是个舶来品。对西方的新制度学派而言，“产权理论”是他们在经济学战场中与人征伐的利器。科斯就曾因对产权制度的研究而站到了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红地毯上，接受那块举世瞩目的金质奖章。
对中国人而言，“产权”进入人们视野的时间还很短。计划经济时代讲求一大二公，产权对人们来说无疑是天上的云朵，的有偿转让难登大雅之堂，一切的市场化思维都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到了八十年代，“小裁缝”出身的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大幕，中国领导层开始使用“放权让利”的办法提高企业效率，打破铁饭碗成为国企改革的时尚。改革深入后，“产权有偿转让”开始破题，第一批产权交易机构诞生了。但政治与经济向来互为表里，八十年代末的经济治理整顿来了，产权市场掉进了谷底。
有冬天就会有春天，南巡讲话催动了经济上的起飞，也带动了产权市场复苏，产权交易变得空前繁荣。但命运总是福祸相随，刚刚走出市场低谷的阴霾，又被卷入了一级半市场的泥潭，红庙子市场的爆炒与箩筐市场的疯狂一次次地考验着监管层的耐性，环境在起变化，终于等来了整顿非法交易市场的风暴。
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最终的一纸命令让所有跳动的音符都划上了休止符号，而无论它和谐与否，这其中也包括市场做得有声有色的NET与STAQ。经历了两起两落的产权市场再次沉默下来，在等待中进入了新的世纪。
终于，技术市场开始展现活力，科技成果转化崭露头角，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的兴旺为产权市场的三次崛起开辟了道路，产权市场犹如伏在早春泥土里的蛰物，只等着春天第一声惊雷的唤起。
一、产权、产权交易机构与产权市场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重点，就是产权市场如何服务各类产权有序流转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先对产权、产权交易机构和产权市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一个界定。
1。 对产权的理解
产权是什么
产权（property rights）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也被称为“财产权”或“财产权利”。在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产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所以它的核心不是个人财产的权利，而是企业财产的权利。比如说，属于个人所有的汽车、电脑或其他家庭用品，主要用于个人和家庭的使用而不普遍地进行流通，在法律范畴确定其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就可以了，不需要纳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里讨论的产权，主要是企业财产权利。
关于产权的定义，在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眼里或者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文献里不太一样。目前，经济学对产权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s）；另一种是“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题为《企业的性质》的论文，将产权定义为“剩余索取权”（也被称为“收益权”），被认为是开创了产权经济学。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哈特等创立了“不完全合约”理论，将产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基本相当于中国人理解的“选择经营者和给经营者定报酬”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转让权”或“处置权”。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它把产权解释为“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品的多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对于企业的效率至关重要。一般认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要一致，才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同时还要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产权问题又涉及公司治理问题。但西方产权理论很少研究国有企业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用西方产权理论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许多人的结论是，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中不可能解决，所以国有企业存在根本性的产权缺陷，出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