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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有无对对方的“体谅”是产生差异的原因。
以前，围绕日本市场的封闭性，日美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我提议成立“日美21世纪委员会”，以两国的民间人士为中心，就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以此促进日美关系的改善。
当时，我建议相互之间不要剑拔弩张指责对方不对。如果不考虑对方的实情和背景，一味地说“你不对”，“不，你让步才对”，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一致的都达不成共识。仅仅以得失或争论的输赢为目的的谈话一定无果而终，甚至造成更加不信任。
所以，首先要尊重对方立场的态度，不只固执于自己的意见，也充分关心对方的想法，把利他思想作为基础就能够促进对话。而且，我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日本应该率先让步。为什么呢？因为战后的日本是得到美国的很多恩惠——不遗余力地提供粮食和技术或者为日本产品开放了一个巨大市场等——才复兴、成长起来的。
即使它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一个环节，但是，他们对我们非常宽容，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次我们向对方表示“体谅”，该让步的让步，掌握利他之心，这难道不是已成“经济大国”的日本应尽的职责义务吗？
基于这样的宗旨，该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讨论后，向日美两国政府递交了建议书。
在设计今后的“国家的模式”中，关键词除体谅（关心他人）的精神外，还有以德为基础的建国方略。
以前，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胜平太教授曾说过“富国有德”。他提出“立国不凭富而因德”。即有效使用财富的能力，以德行报答他人和他国的建国模式。不是通过武力或经济经济实力，而是以德行为他国做“善事”，获得信任和尊重。
我也认为应该把德作为国策的基础。这才应是曾经因追求本国利益而遭受惩罚的日本先于他国率先垂范的事。
日本的目标既不应是经济大国也不应是军事大国，而应是以德重建国家；既不是擅长打小算盘的国家，也不是忙于炫耀军事力量的国家，而是以人类崇高精神之德作为国家理念，并与世界接轨。
一旦成为这样的国家，那么，日本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而且，也不会有企图侵略日本之辈。从此意义上讲，它应该又是最妥善的安全保障政策。
这样的“美德”是否被遗忘
中国革命之父孙文先生1924年在神户进行一次著名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孙文比较了欧美文化和东亚文化的“王道和霸道”。
以武力支配人的文化，起源于欧美，中国古语称之为霸道。与此相对，王道在东亚源远流长，引导人们遵守道德。
孙文警告当时向扩张军备、扩大领土方针倾斜的日本应该选择“王道”而不应该选择“霸道”。遗憾的是，日本选择霸道，径直投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且，战争结束后，一直到最近几年，采取的都是经济上的霸权主义政策。
但是，今后国家和人民如果不把以同情心、利他之心为根本“德行”的王道的生活态度作为基础，我担心日本又要犯大错了。
天台宗中有“忘己利他”的说法，意如其字。这是忘记自己，为他人尽力的佛教的教诲。因为“忘己利他”的发音听起来像“已是惩戒”，所以，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曾教导我：“追求物欲就已是惩戒。今后，自己的事情暂且不管，必须为他人竭尽全力。”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我强烈感觉到同情心和利他的美德在当今日本的社会已经丧失殆尽。
同情心或利他信念如果被遗忘，剩下的就只有一己私欲了。容忍和放任私欲的结果不就表现在现今的世态上吗？
以前，日本曾发生过年仅19岁的少年惨杀一家四口的事件。由于罪行重大，尽管罪犯没有成年仍然被判为死刑。该少年自解法律，自认为没有成年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判死刑。
关于此事，报道该事件的杂志记者写道：“如果少年了解法律，那么该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少年了解法律，那么该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少年在知晓法律之前更应该知道不能杀人这个根本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因为不能杀人、不能伤人，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人生态度，也就是道德观的范畴。
以道德为基础的人格教育刻不容缓
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呢？为什么忘记了同情之心、利他之心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主要是因为大人没有教导孩子。战后大约已经过去了60年，可以说现在的日本人没有受到任何道德方面的教育。我是战前接受了教育的人，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些情况。
把尊重自主性扩大解释为放任自流，只是授予相当多的自由，而对于自由对等的做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却没作任何教育。作为人，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的道德，甚至应该掌握的经营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规则都被我们忽略了。
从前，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指针的是以佛教和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这些宗教教诲成为我们经营生活时的道德规范。
即使暗中做坏事，也逃不掉神佛的慧眼，所以必遭报应。而默默无闻积累善行的人也不会被神佛视而不见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信仰，让人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正确的做人准则”。
但是，近代的日本，伴随科学文明的发展，这样的宗教被不当一回事了。与之相伴的是，人应该具有的道德、伦理、哲学等等逐渐被忘却了。
哲学家梅原猛先生曾说：“道德缺乏的根本在于宗教的缺失”。我也深有同感。特别是战后的日本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几乎从日常生活和教育中消失了，这与战前以国家神道为核心的专制思想统治形成了两个极端。
政府一方面强调综合教育，一方面却看不到以道德为基础的人格教育的任何实施措施。再加之重视“个性教育”之余，根本不好好教导做人最低限度应该掌握的道德规范。幼儿园也标榜“自由教育”，让身心没有发育的幼儿们放任自流。于是，在成人之前，连掌握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规范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一来，处于身心成长期中的青少年更有必要学习、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应该给他们创造这种思考的氛围。
而且，我认为在学校教育中，应该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现在的日本，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成绩差的孩子被区分开来，形成优待前者、重视学历的社会环境，这样大大歪曲了年轻人的职业观。因为取得好成绩就可以顺利进入政府部门和大公司，而心灵手巧、善于接人待物等学业以外的特性都被抛弃了。
为了纠正现状，应该从小学生起，告诉他们开展教育，社会有365行，很多人都在各自行业里勤奋工作，因此社会才得以成立，人们才得以生活。应该实施职业教育，传授实用知识，比如，让希望当理发师的孩子知道要进什么样的学校学习、取得什么样的资格。
前面章节介绍了专门修建神庙的木匠，无论是木匠还是做家具的工匠、裁缝师、或者庄稼人、渔夫等，无论何种职业，在努力工作中能够磨砺心智、提高人格。教育的最大作用应该是教授劳动的意义以及正确的职业观和就业观。
构筑新日本，勿让历史重演
日本进入近代以后，在大约40年的周期里迎来一个个大转折：
（1）1868年——脱离以往的封建社会，通过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国家。以“坡上的云朵”为目标踏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2）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加入世界列强的行列，国际地位飞跃提高。后来，又富国强兵，尤其向“强兵”的方向倾斜，在军事大国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从一片焦土中向“富国”的方向推进，经济奇迹般地增长。
（4）1985年——为煞住日本巨大的贸易黑字、诱导日元升值、促进进口，日本与其他四国签署广场协定。此时，日本迎来了作为经济大国的高峰期，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一直持续低迷至今。
看看每40年一次的盛衰循环就会明白，日本总是一贯追求物质上的富裕，与其他国家保持竞争。特别是战后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旗帜下，追求企业、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野心和欲望不断膨胀。
即使在社会、经济继续停滞不前、要求转变观念的今天，情况也没有丝毫改变。为GDP的百分之零点几的变动而忽喜忽忧，把经济指数的增长作为唯一的“善事”，为此争先恐后，乐此不疲。
这是以欲望的烦恼为原动力，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原理下，以物资的丰裕为最优先的霸道哲学。所谓“君子求财，不择手段”，我们仍然没有从这种建国模式和个人的生活态度中脱出身来。
很明显，我们已经不能只凭借这样的价值观继续下去了。像过去一样，从经济增长中寻找国家的定位，这只能使国家重复过去的每40年一次的盛衰，甚至衰落到堪与“败战”匹敌的“再一次大谷底”。这种下滑的速度将难以遏制。
国家与地方的财政赤字日益增大，行政、财政改革迟迟不能推行，因人口出生率低和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社会活力下降，这些征兆已经明显凸现出来。如果继续任其发展的话，在下一个40年即2025年，别说展望美好的未来，国家本身恐怕都面临着毁灭的危机。
现在，我们需要确立取代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新的国家理念和个人生活哲学。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同时又是关系到国际社会和地球环境的极其重大的课题。只要不改变人类对经济增长和消费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有限的地球资源和能源终将枯竭，而且地球环境也会遭到破坏。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