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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结派关系。文章指出，搞小团体、拉山头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近亲”。领导不同派系不同，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队伍。有的则以老乡名义相聚，或以同学关系融合。官官相护、互相利用、相互包庇是小团体主义的表现，阻碍反腐败工作开展，因为，小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出了问题，其他成员就会利用自己构建的社会网络，为该成员走关系、借人情、上下活动，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维护小团体利益。而小团体的社会网络顶端越高，网络实力就越强，就越不利于开展反腐败工作，现实也表明包庇袒护团体内部成员的腐败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庸俗交往关系。文章指出，拉帮结派必然产生少数领导干部之间庸俗化的交往关系，主要表现有：第一，酒肉关系。部分领导干部讲究迎来送往，热衷于灯红酒绿，频于应酬。用公款建立起的酒肉关系，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败坏党风政风，还会损坏参与者的身心健康。第二，庸俗的娱乐关系。少数干部常常以各种名义聚集在一起，动辄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有的还通过违背规定的娱乐活动彼此结识、形成小圈子，将大量时间荒废在不健康的娱乐上，助长了奢靡颓废之风。第三，互相吹捧。少数领导干部八面玲珑善于见风使舵、随风倒，精于溜须拍马、察言观色；彼此之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文过饰非。上级一味表扬下级，下级不顾事实吹捧上级，为上级打掩护，排除困难。这种庸俗关系不利于干部健康成长，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行贿受贿关系。文章指出，为仕途更加光明、多点筹码，有人选择行贿手段获取上级领导的欢心，而不是选择兢兢业业、真抓实干，靠实绩来实现升迁。在贿赂面前，有的领导禁不住金钱或其他形式的诱惑而走上受贿替人办事的道路。如此，行贿者和受贿人之间就形成一个畸形人际关系网络。搭建非正常的社会网络不仅败坏党风，违反党纪，还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并增加腐败衍生机会，加大反腐成本。这种关系感染性强，如果“一把手”政德不高，就会影响和带坏一批官员，致使劣官当道，良官无处可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现象。田凤山、韩桂芝、马德等腐败案就是上下级之间存在行贿受贿关系的典型案例。
不良“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
文章分析认为，不健康“官际关系”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包含的官本位思想、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等或多或少在影响着当代官场。过分强调人情、人缘，使人情、人缘异化为约束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也会导致不良“官际关系”的形成乃至腐败现象的发生。
其次 ，是相关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干部晋升机制不完善是不健康“官际关系”形成的制度根源。职务升迁“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存在。既然下级的政治命运都决定于上级，某些下级就会对上级唯唯诺诺，尽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之能事。近年来组织人事部门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就是这种非正常关系的表现。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领导干部过于追逐经济利益是不健康“官际关系”形成的现实社会根源。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会推动人们注重竞争、青睐效率，还会使人们过于注重金钱、人际关系趋向冷淡。领导干部间不健康人际关系的形成是和注重逐利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如何建立和谐的“官际关系”
文章认为，建立健康和谐的“官际关系”就必须在明确何谓健康“官际关系”的基础上，消除上述三个根源。只有和当代中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渐进型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以强化“一把手”的表率意识为突破口，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为基点，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方能推动和谐“官际关系”的建立，减少腐败现象。
11。2 关于会议问题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事业单位，会议都被当成沟通和决策的重要手段。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的有效性考虑，也是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觉得有会开的重要原因。这个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业已开始，因此，“沟通”和“决策”是广大会议分子最为熟悉的第一批会议敏感词汇。
高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二把手或公司的老板、高管，在会议上，他们通常是主席或贵宾。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在会议过程中不敢随便表态，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讲一通永远正确的废话。
共同特征是：都研究过中国革命会议的历史，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重大会议的深刻教义他们烂熟于胸；他们惯于抽象概括，出口就是一、二、三。边说一，边想二，在一个分支话题里扯多远都能再拉回来。表态时充满了技术性的智慧，喜欢用先肯定，再转折的表述方法，如：“行，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又怎么办呢？”爱用“啊，……”作为一句话的起头。
中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单位的中层干部或部门经理。在不同会议上，时而是发言的主力，时而是坐在主席台上但不发言的人，时而是主持人，时而是陪会的听众。因为承上启下，中级会议分子在体力上是最累的。
共同特征是：手机常设在静音状态，经常在厕所里或厕所附近打电话；知道什么会上应该毕恭毕敬，什么会上应该慷慨陈词，什么会上应该休养生息；因为很可能会出现“会冲会”的情况，跟他约时间，他总是先说：“好，没问题，就这么定”，然后再加上一句：“到时候再确认一下”；不管听没听清别人说什么，都习惯性地说“好的好的好的”。
低级会议分子：
俗称是群众，听大报告、全体员工大会或自己小部门的例会，是他们仅有的出场机会。
“开许多会，来决定一个会怎么开”的漩涡之中，这也成了许多企业市场部、办公室、公关公司、展览公司惯常的工作状态。办一个最普通的外部会议所涉及的印刷品、礼品、会场布置、场内服务、场外展示单元、新闻宣传、吃饭、住宿、交通、接待，诸多环节都得开会讨论，逐一落实。
会议史话
有考古者发现，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产生了开会的形式。当时，大家聚集在一块空地上，讨论一块肉或一张兽皮如何分配，以及安全等问题。现在看来，这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能需要。
之后，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什么级别的会议，就由其相关等级的人参加。由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开会分子和集权政治。 自古，皇帝早朝实际上就是开会。
自从会议有了级别，参加会议就成了身份的象征。需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来体现自己的身份。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会议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天天开会，夜夜开会，会议分子分成几派。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出现，会议出现了职业分界趋势。会议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而参加不同的行业会议，无界别的全社会统一大会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想办法减轻会议负担，出现了无会周、无会旬，把官员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
现在，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已经成为社会趋势。在农村，有了村民代表，所以基本不需要开全体村民大会。在城市里，只有当社区居民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开发商及物业公司论理时，才能召集起会议。
说到底，会议的本质就是解决信息沟通的问题，现在由于媒体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议功能。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
历史上，那些葬身官场的人，有很多是在当会议分子时与别人谋了点什么，被走漏了风声，让领导不高兴了。当年，袁世凯积极资助谭嗣同的维新事业，还经常一起开会论道，后来要到动真格时，谭深夜前往法华寺和他开会商讨拿下太后的事情，两人相谈默契，结果袁转头就把谭告了，让一次可能改变中国政体的改革事业功败垂成。
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要做大事，就要找人开会切磋，但会议开得很漂亮，往往不能保证结果也漂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一次次被镇压下去，就是与工人内部出了叛徒有很大的关系。
从古到今，要瓦解一个组织或一股势力，领导们通常的做法是给他们安插进去几个线人，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卧底。如是，大家开了几次会，突然间不知哪里出了故障，措手不及间被领导来了个杀鸡给猴看。如此被打击的次数多了，每个人心中恐怕都将高筑“防火墙”，人与人之间好像在演“无间道”。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吆五喝六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可以在广场上，在船头上，在院子里，在珠穆朗玛峰，在网络上，在楼顶花园里，可以为了一项权益开会，也可以为了选美女开会，可以为了环保开会，也可以为了乡愁开会，可以为集善款开会，也可以为惩邪恶开会。
一个越让会议公开坦然的社会，肯定是一个自洽功能越健全的社会。如果不依靠自洽而过多地迷信所谓制度维持的话，这个社会生态也许将是残缺不全的。
会议是官员们公开的交际场合之一。
会议是一个部门、一个群体决策的主要形式和载体。会议的座位和发言的秩序都非常重要，效果也不大一样。比如发言，如果太早，大家刚进入这个环境，一般说来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