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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列夫斯基采取的办法是，在斯大林叼着烟斗做战略部署之前的闲暇中，就在他周围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军事问题，既不系统，也不高深。但说着说着，斯大林就灵光乍现，赶紧一二三四五地部署战略要点，居然没有大错。另外，在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时（当然这种会议的目的是贯彻精神和听溢美之辞），坐在斯大林身旁的华西列夫斯基也是要发言的，但每回说到战略战术都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罗里罗嗦，听得与会者一头雾水。说到后面的半部分却口齿清楚，声音宏亮，逻辑严谨，不过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能听出来这些都是超级废话，结果是自然要遭到斯大林呵斥。怪就怪这军事会议“民主集中”后，由斯大林拍板作出的决策常常被实践证明大都是“英明”的。
同僚心里瞧不起这个毫无建树的总参谋长，多有鄙视，但华西列夫斯基总是一笑置之。其实在军事会议上，华西列夫斯基说的前半部分根本就不希望其他人听清楚，让斯大林一个人能听明白就行了，然后“润物细无声”地作用在斯大林的决策中，目的就达到了。从此可以看出，华西列夫斯基是个聪明人，斯大林也不蠢。
一般来说，人当了上级难免就会觉得自己比所有的下级有本领，道理很简单，你本领大怎么还被我领导呢？就像刘邦跟韩信论兵，刘邦问韩信：卿家到底能带多少兵呀？韩信骄傲地说“多多益善”！刘邦又问：那你看寡人能带多少兵呢？韩信口无遮拦地说，陛下能带个三五千人马就足够了？上不悦，脸上阴云骤起。韩信自知失言，赶紧说，陛下不善于将兵但善于将将呀！
尽管上级一般不承认下级比自己聪明，但聪明的下级实在太多。但为什么有人能当“上级”，而有人却只能做“下级”呢？恐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而我是连答案也没有。
在苏军所有的高级将领中，我比较喜欢朱可夫。这点“喜欢”还是从电影中得来的，迈着稍稍有点罗圈腿的朱可夫，睿智、冷静、果敢、勇于承担责任。知道了华西列夫斯基的事，我又开始佩服这个“毫无建树”的总参谋长了。参谋长这个角色没有资格无为而治，既参还得谋，但其“谋”得有人采纳，不被采纳那就“放屁都不响”了，况且按照不成文的条令，只能“参”三次，超过三次就有了干扰首长决心之嫌。其实所有下级都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没有严格的“三次”规定，但两次、四次性质一样，讨不讨人嫌视情况而定。
能做上级绝少人甘当下级，所以身在官场的人大多觊觎“一把手”位子，其理论依据是“宁做鸡头，不做牛尾”！不过现实中“鸡头”上面还有许多“鸭头”“狗头”……在等着，躲都躲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改变不了“做下级”的命运，那就必须得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理想的上下级关系是“取长补短”，说难听一点，那是“狼与狈”的关系，不为奸就行。
26。4 四
中国当官感觉最好，人人都想当
出国学习后，因费用充足等原因；使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后来毕业后，该校所属的研究所要我去；于是就留在了那里。虽然从实验员到实验室主任，再从实验室主任到副所长的职位在变；但对我没有半点当官的感觉，因为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当官的概念。
然而回国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了负责人后，仿佛一下子中了状元；不仅自己高的福利待遇一步到位，而且好象自己的身份也如同镀金了；因为到什么地方都是别人对你的前呼后涌，更重要的是自己实际干的事少了；而受别人请示报告的多了。不干事却还要对干事的决策，刚开始也使我很犯难；因为国外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如年度计划；当时是各实验室自报自己的计划，而汇总审核与编制所的综合计划就是我自己的事；办公室的人她们只负责打印，决不会帮助你编制新的计划。而在中国当了官后，自己要做的事就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很多时候连审核都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是正式文件才送到当领导的手边。
以财务为例，在国外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发生者自己控制；领导并不需要签字审核。可在中国却是财务一只笔，任何报销单都要由一把手签名；我开始还找专业人员核对，结果吃力不讨好；后来任何报销都是来者签字，因为这只是一个权力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制度环节。有时对一些很少报销的人故作姿态，更是使人敬佩不已；因为财务人员会把关的，而且如何应付审计她们更是精通；所以我的笔只是表示别人报销，必须要到你这里来敬仰你；当然你同样也可以故意作弄一些对你不敬的人。
是啊！当官以后，我才知道：住房按职位，小车按职位；就连分物质同样也是有区别的，这才真的是职位与一切挂钩；所以当第一把手的感觉那真是好极了。开会，你不到谁敢宣布开始；提拔干部，哪怕所有程序全部到位了；你不签字，依然还是白搭；在任何抛头露面的时候，镜头绝对是对着你；就是酒席上，你不动筷子；谁敢动手。参加送温暖工程时，那接收温暖的人简直把你当成了他（她）的观世音；这种用公众的钱，为自己造势的感觉真的是好极了；仿佛这一切是自己出的钱物。当然，如果不当官就不可能有这种感觉；因为只有当官才有这种感受。
中国一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俗语，我自己在中国当官后也有这种感受来了。以前我家贫穷时，找领导办事不知多难；即使后来我上了大学，领导依然是公事公办的高姿态；再后来出国，领导只是客气了；可当我当了领导后，竟然家里的父母亲也有领导经常去慰问；更不用说我每次探亲，竟然成了如同组织活动一样；使我都不好意思回乡探亲了。
有人说‘中国的官不腐败难’，这话的确有道理；你看到舞场，最漂亮而且最会跳舞的女孩子肯定是专陪你的；在酒桌上，同样是漂亮而又艳丽的媚娘绝对也是专陪你的；而当你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办了一点实事后，他们绝对会感谢你一辈子；至于那些政策规定内的事，同样得到好处的人也一样不会忘记对你的感谢或表示（送礼）；所有这些，你说腐败也是；你说是礼尚往来也行。反正当官后，并不一定非要以权谋私才腐败；正常履行职责，一样很容易腐败；因为你当官了，想不腐败都难。
小时候读《大禹治水》很感慨，知道当官就是付出；后来在国外也是如此，有时职位提升待遇没变；但责任却增加了。现在国外有很多官是零工资，因为他们完全是为了付出；不是有位演员还自己贴钱当官吗，那就是自己花钱找责任。所以我在国外当官时，总在思考如何为下属增值而操心；可在中国一当官，才知道福利待遇全部挂钩；工作责任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轻的，因为责任目标太空；与自己的能力无关，到有很多指标是运气；如意外事故与安全等。当然也有烦恼的事，那就是担心上级领导个人对你的满意度；因为这才是决定你前途的主线。而单位内部没有你操心的事，因为下面所有人全部是以你为中心；难怪前些年国有企业各级一把手，全部自称或被员工敬称为老板；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不可能叫全民当老板；当政府退出管理后，所以他们当然自己也就成了老板；更可笑的是国有企业成立董事会的，竟然全部是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真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说在中国当官真好；只有当官后，才知道什么叫‘享受人生’；君不见一些腐败分子的子女，用腐败分子的钱财在国外受教育；结果还是要回来做官，哪怕腐败分子被制裁了；这条路依然如故，因为全世界当官；只有在中国那才是真的是官。
一位局长的“废话情结”
我是一个爱讲废话的人。废话的用途实在是太大了，我这个当局长的对此深有体会。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学会说废话的，不过我十分清楚，在机关工作，没有废话是万万不成的，从某种意义讲，废话支撑着机关的运行。我想象不出，如果没有废话我如何度过机关悠长的时光。有废话就好了，我的日子让废话填补得很充实。我很忙，整天忙着说废话，我讲的废话车载斗量。我很幸运，我靠废话获得了数不尽的荣誉，我的职务不断提升。我感谢废话，说废话是我的成功秘诀呀。
讲废话是我的特长。有句俗话，叫做好马出在腿上，能人出在嘴上。在机关工作，要想出人头地，能说会道最为管用。其实，一个人在机关工作，一天真正有用的话也就是那几句，大家说的大部分都是废话。废话从字面上理解是没有用的话，而实际上它很十分重要。有人只会埋头干工作，只会说有用的话，他就很容易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人，这样的人在机关被称为呆子或木头人，决不会被人们看重的，也不会被提拔重用。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总是会被青睐，被委以重任，机会多多，好处多多，这就是机关的规则。这个规则虽然没有写在文件里，但是，凡是在机关工作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的。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只是爱说废话，能说废话就是口才好。我小时候被大人称为话匣子，把大人烦得够呛，为此常受到训斥。到机关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如鱼得水，我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由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