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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行业腐败现象具有一种不断扩散或泛化的趋势。在前些年，行业腐败还主要是集中在某些拥有公共权力或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或部门。从媒体报道来看，涉及的主要是建设、交通、国土、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公安、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但最近这几年，一些平时很少为人们所关注、似乎也不拥有公共权力的“冷门行业”，也不断曝出行业腐败新闻。
比如，殡葬行业几乎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行业，但在最近几年中，行业腐败的消息却频频传出。一位在四川从事骨灰盒制作生意的人自揭黑幕：“骨灰盒的成本和售价比例大体为1比5，也就是说100元出厂的盒最少要卖500元。而一些高档盒的利润甚至会达到1000％，甚至更多。”在井冈山一些旅游景点，私分门票款的现象一度相当普遍。据说，除了大景点扫地的人，其余所有在这些景点工作过的人员，无一幸免地参与了私分作案。而类似现象，绝非这个地区所独有。孤儿院也是人们很难将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在一些地方，孤儿院变成了摇钱树，甚至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媒体曾披露，某孤儿院院长的座驾竟然是奔驰600。这说明，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已经深深浸透到社会生活的一些边远角落。
在不同的领域中，尽管腐败现象产生的条件和运行的机制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无论哪一种腐败，都是以权力为核心的。需要注意的是，行业腐败中的权力已经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而且也包括上述权力泛化所形成的一种准权力。与之相联系的是，行业腐败也就成为权力腐败扩散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扩散或推延所波及的首先是某些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由此，这些部门也就成为腐败频发的领域。有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4年，国土资源、建设、交通、金融、工商、公安、税务、海关等八大系统已有8000名处级或以上干部因经济犯罪被判刑，有1350多名官员外逃或失踪。接着波及的是垄断部门，比如电力、电信等行业。
垄断行业之所以常常成为行业腐败的集中地，也许在于我国垄断企业的特殊性，即我国目前情况下的垄断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垄断，而是带有权力背景的垄断形式。最后所波及的则是凭借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或技术霸权拥有市场权力的部门，这种市场中的权力使得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人屈从的能力。其中医疗行业中的腐败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种。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对权力腐败寄予足够的关注无疑是必然的。但不具有直接政治、行政权力的行业腐败，却表明了另外一种严重性，即权力腐败的原则和逻辑正在向整个社会渗透，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象。
由于权力腐败现象在向整个社会蔓延，导致了一系列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现象：
首先是腐败和非腐败的边界在模糊。这不仅在社会认知的层面上如此，甚至在法律层面上也如此。比如，前一段发生的医生收取“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争论就是一例。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红包”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收送“红包”是不正之风，也要认真进行治理，但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更多的媒体舆论则认为，医生收受“红包”绝不仅仅是行业不正之风，而是一种严重的受贿行为。因为公立医院应该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更有媒体称，卫生管理部门的上述说法“是个危险信号”，按照这个逻辑，卫生局怎么可能有力打击医生收受甚至索取“红包”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则指出，国有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药商回扣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以受贿罪论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为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国有单位的药品采购、销售和民事责任承担有直接的影响，属于“从事公务”，其利用处方权收受药商的回扣，构成受贿罪。但在裁量决定刑罚时，完全可以综合考虑诸多情节，对其做出适当的裁决。这里所说的“诸多情节”，其实也佐证了界限模糊的存在。
由于腐败与非腐败之间界限的模糊，历来被抨击或被谴责的腐败似乎在社会中开始具有某种“正当性”。行业腐败与一般权力腐败的差异之一是受益者的众多，以及腐败手段似乎不像贪污受贿那样恶劣。这样就很容易使得行业腐败被社会所接受，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奈地接受。在这里，不要小看一些行业为行业腐败行为所作的辩护。当一些公司或管理当局用国际惯例为公交、地铁等行业职工及其家属免费乘车问题辩护的时候，当一些企业或管理当局辩称其职工免费或以优惠价格使用本行业产品是为了培养职工的企业认同感或荣誉感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不能上桌面的东西已经开始在桌面上羞羞答答地露脸。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腐败原则正当化的过程。去年曾发生一件趣事，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解释为什么职工甚至其亲属可以免费乘车问题时，说这是“反恐”的需要，因为“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职工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此事曾引起舆论广泛抨击。其实，仅仅看到这些理由荒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理由实际上起着强化腐败的正当性的作用。
腐败与非腐败边界的模糊，以及腐败的“正当性”的形成，既加快了腐败的扩散速度，也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腐败文化的形成。在这种腐败文化中，人们不得不接受和认同腐败，不得不习惯用腐败的观点看问题，用腐败的观点指导生活，最后导致社会生存基础彻底被瓦解。
腐败为何集中在垄断行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认为，目前中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业特点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等行业和部门。
应该说，油水越多的部门，对蠹虫越有吸引力，也往往是越能产生腐败的温床，垄断行业腐败多发即是这个道理。笔者认为，腐败多出现在垄断行业根在权力市场化。
权力市场化主要表现在两点。一种是直接利用权力进行寻租。以基础建设为例，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属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占了1/4。据悉，一些施工单位的行贿成本，竟然占了整个工程造价的10％。从审批、规划到招标、投标，从施工到采购，甚至质量监理和验收评估，哪一个环节都需要打点，否则贻害无穷。这些打点的钱跑到哪里去了？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某些官员的囊中。房地产商能敢不行贿吗？一级市场土地全部被垄断，房地产商的钱不送到位，连地皮都搞不到，遑论建房了。
另一种则是通过权力干预来施加影响。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载文称，当前，部门本位主义不断增强，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事业逐渐演变为利益共同体，主管部门给予下属企事业以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而下属企事业则向主管部门输送经济利益。这种双赢的牟利方式，牺牲的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利益，获利的垄断业人员和垄断业的上峰。通常来说，垄断行业一方面凭依强大的行政垄断，排斥竞争，拒绝一切民营资本的介入，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利用行政权力抗衡一切反垄断的措施，比如“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
综观以上两条，腐败垄断化的背后正在于权力市场化。公众赋予的公权力，不是良性运作，不是为公众谋取福祉，而是成了寻租、求租的工具，成了维持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有学者认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两大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其实，腐败和垄断从来就是孪生兄弟，绝对的垄断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往往根植于绝对的垄断。不打破垄断，腐败断难绝迹，而要想消弭腐败，必须从消除权力市场化开始。
22。7 关于行政改革问题
现代社会，由国家公务员组成的政府机关构成了科层制度的主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国，国家公务员还被称为机关干部，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化身。
中国官员的数量肯定是世界之最。机构的急剧膨胀，势必带来机关人员的日益增多。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是引起财政赤字、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中国按照苏联行政管理体系即计划经济模式：按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原则，各级部门自上而下对口设立经济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命令管理方式，通过指令性计划、严格控制工商领域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环节，由政府直接管理国营企业。
苏联模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其特征表现为管得越死，分工越细，机构越多。凡是重要企业，都由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都有自己的直属企业。随着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不断扩大，需要管理的摊子也不断扩大。政府机构便急剧膨胀起来，为了方便管理，企业干部由政府任命，也列入国家干部编制序列。
长期以来，干部队伍的主要来源，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干部；二是直接从工农大众中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三是军队转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