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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什么？反腐败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都必须围绕着公民权利来思考。我们固然需要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等等，但更需要以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民主反腐。
反腐败不能仅仅“为了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能模糊、误解反腐败的根本目的。反腐败必须紧紧围绕其根本目的才不致迷失方向，否则，反腐败就可能沦为作秀，就可能流于形式，就可能让民众依然失望。
有人说，现在的官，不论是谁，只要被人盯上，非毁不可。这话让人感到冒汗，觉得非常可怕。据说，一位书记为官为人犯了官场大忌：不团结，视下级为政敌；结果被这位政敌盯上而下马。这让人想到的不是反腐败，而是官场的险恶，透露的是官场恩怨。以官场恩怨来暴露反腐败，何等的可怕。这实际上是权力之争，与反腐败没有关系。
腐败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专制社会如果没有腐败反而让人觉得奇怪。专制社会的反腐败是边反边腐败，是腐败分子反腐败，是官越大越容易腐败，是权力不受约束、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结果，因而不可能成功。专制社会的各种反腐败措施到头来只能是枉费心机。消除腐败只能寄希望于“主权在民”的民主与法治社会。
现在反腐败反到谁的头上，多数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即使有再大的问题也没有人去查，照样以清正廉洁的形象出现；一旦这个人败了运，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一切人都会落井下石。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说：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只有当反腐败的成本低于腐败成本时，这一工作才能真正有效率的推进。反腐败的成本越是低，就越证明反腐败的机制和环境得到了改善。反之，反腐败的成本越高，反腐败就越艰难。制度性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用制度反腐败是最有效的办法。没有有效制度的监督，只能使腐败官员的“三太现象”（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越来越突出。
12。21 关于反腐败中的自律
自律是中国现在反腐败措施中的一条。
反腐败需要的是对官员的严密监督，而不能完全依靠他们的自觉自律。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没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幻想依靠反省、自律来建立良好的干部队伍，这种思维方式设计出来的廉政制度，注定是非常低效的。
权力滥用固然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有关，但更多时候，却与权力主体的自身道德修养，以及整个行政生态环境和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政界“生态危机”的背后，也是官员权力伦理的缺席。
伦理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无视政治权力行使中的道德诉求，谈不上是成熟的政治思维。单纯从伦理的角度，如何才能做到伦理运作矫治腐败呢？应该从权力运行的内在约束——即道德自律，以及从权力运行的外在约束——即道德制度化、法制化和社会化约束等方面来重塑官员的权力伦理。
“当官”也是一门职业，既然是职业，当然就有其职业伦理。虽然权力伦理还缺乏基本的框架，也没有比较重要的典范存在，但这并不说明权力伦理中没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对生命的尊重、诚实、公正、廉洁、负责等，这些都是权力伦理中的黄金法则。对于权力伦理的表述，许多人认为是一个空中楼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对于权力腐败，原则上虽然要依靠以权制权、加强监督，而从长远来看，重视对权力的伦理矫正，重塑国人的权力伦理意识，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之路。
当官越来越象是一种高危行业。在一切法纪面前，你必须自我约束，必须完完全全地排除一切侥幸心理，连擦边球也别指望。否则，任何程度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灭顶之灾。那些在权力面前恭谦献媚的人，那些千方百计来讨好、来贿赂的人，不论他们处于什么目的。你在理论上都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对你的谋害，看作是要你命的杀手。他们需要的只是你的权力可能给他们带去的好处，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地图”里藏着的就只有“匕首”；他们对你的死活根本不感兴趣。许多人就是因为最初的侥幸，最初极小的疏忽，把自己弄到了另一个极端。
从历史上看，清官终极上干不过贪官，清官虽然誓死与皇帝一心，可到临界点上皇帝与清官却不一条心。人的欲望永远大于实际上能把它填满的填充物，这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即在没有有效监督机制下），清官不可能比贪官多，清流的力量不可能比浊流的力量大。中国那么多代王朝，贪官下马虽多，但是最后都是浊流毁灭了这个王朝，而不是清流拯救了这个王朝。所以清官与贪官的关系根本上讲是独虎对群狼的局面，势单力薄，处于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情势里。清官的最大力量源泉是朝廷，可是十个贪官好歹能让一个朝廷成其为朝廷，一个清官却绝对支撑不了一个朝廷。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完全违背十个贪官的意志而为一个清官撑腰。
从理论上讲，皇帝也是人，他对享受的要求更高更多，贪欲更大，因而皇帝的气味与贪官更接近。这意味着，清官的矛头最 后必然刺向皇帝，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清官作为，最后必定伤及皇帝。如果皇帝完全由着清官，皇帝则损失多多，从本质上讲，清官与皇帝不是同路人，不是利益共同体；中庸点讲，清官是朝廷平衡权力的一条腿，极端的讲，清官是皇帝之敌。
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那么我的节制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利益未必一致。
有报道说，四川犍为县县长杨国友第一次收受王德军送的现金后，十分害怕，于是到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办公室汇报，问怎样处理。田玉飞说既然送了就收下，不用怕。这时他才明白田玉飞也不干净，于是变本加厉地受贿。其实杨国友扮演的并非惧怕和啥也不懂的官场配角，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从侧面验证了其“油滑”与“官痞”本性流露的行为特征。他的“汇报请示”，不如说是一次借机“摸底”、行为“探路”；试想，如果被请示的书记是正气凛然、清正廉洁、严于律己者，他的这一请示不仅可就坡下驴、既表明自己的“廉洁”本性，又适时展示了自己的官场“纪律性”和对书记的尊重，端的是一举数得。而如果书记是官德不修，他的这脚球踢得更见“水平”了，他由此探得了一把手的真正底细，并在表达对其尊重的同时，按“指示”收下了贿赂，如此，杨的官场“沦落”不仅有了“意外”说辞，甚至更有了几分被“误导”和“拉下水”的无辜味道；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官场隐秘生态背景。
到监狱去上党课是新时期的新创举。因为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对权力拥有者多一些戒备与防范，正告他们做官为私、中饱私囊必受牢狱之苦，这似乎并无值得非议的地方。但这种教育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完备的监督制度。如果廉政措施及其承诺都是一些漂亮话，既没有违约责任，又没有能够追究违约责任的监督者和仲裁人，更为完整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那么这种“到监狱去上党课”的教育除了给人一种作绣的感受，还能剩下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现在的腐败分子经验越来越丰富，不但善于利用各种制度的缺陷，而且从根本上说还生活在一个大有腐败机会的环境里，因而也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住到监狱里去，否则你就无法解释现在的“前腐后继”。
中国人为了口腹之欲，尚且有人以命相抵，更何况不受监督的权力所带来的巨大财富。监狱有何可惧，有人不是为了给子女存下巨款而愿意把牢底坐穿吗？
关键是制度利器的有无，没有健全的监督制约和有力制度，任何教育总不免流于做给人看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越多则越滥。
地狱门口的官话，鬼都不会相信
中新社记者对前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前湖北省黄石市市委书记陈家杰、前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执行庭庭长王启善以及“直升机厅长”尚军在法庭上的忏悔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这些贪官的忏悔几乎千篇一律，全都是诸如“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廉洁自律这根弦，放松了自我约束”之类的“鬼话”，于是得出结论：这种谎话连鬼都不会相信。
对于贪官在法庭上的空话套话，评论家吴兆民先生曾形象地称之为“地狱门口的官话”，并推断贪官这类话语“可能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水平’与众不同，像阿Q刻意要把圈画圆一样”。比喻固然精当，但关于贪官显示自己“政治水平”的推断，其实并不客观。被处以极刑的贪官，如果真要显示自己的“政治水平”，完全可以说几句掏心窝子的真话。但无论被判有期还是死刑的贪官，就没有说出一句有水平的真话，并非不愿意说，而是本身就没那境界。
贪官对自身堕落的真正原因自死不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经历中，根本就没有感受到权力受约束的滋味，反倒不断品尝到特权的甜头，以至于胆子越来越大，最终使自己跌下万丈深渊。在他们的心里，一位官员选择作清官还是贪官，全在于思想境界的高下，至于党纪国法，不过是装饰而已。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官员，一旦身陷囹圄，你要他说出一番关于权力制约的真话来，不是为难他们吗？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曾经分析道：“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定，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延展开来就是，腐败之所以滋生，不仅是个政治觉悟问题，也是一个制度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