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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核心期刊收取版面费已经从刚开始的“地下规则”变成了现在的“明码标价”。在调查中本刊记者发现；核心期刊版面费的多寡是根据该期刊在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来确定。一般说来；核心期刊的增刊；每个版面大约在300~600元；而如果是核心期刊的正刊；就需要800~1000元；一些知名大学的学报以及有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中；有的版面费高达5000到8000元；甚至更多。
目前国内诸多高等院校都有明文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硕士生要求发表1~2篇；博士要求2~3篇；否则不予颁发学位证书。这些论文少则两个版面；多则五六个版面；这样算下来；每个学生为了毕业发表论文要花费的版面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核心期刊的主办方从版面费中牟利更是显而易见的。本刊记者查阅了《江汉论坛》2005年的一期增刊；上面一共发表了123篇论文；大多数论文是两个版面；按每篇文章最低500元计算；这一本增刊就能赚6。15万元；版面费更加高昂的正刊所攫取的利益可想而知。
何祚庥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办刊物的人由此看到了经济效益；他们都受到利益驱使；绝大多数核心期刊收取的版面费；最后都变成了福利费或者奖金了。这些福利费和奖金额度很大；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刊物内部有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在引诱着他们；因此；要想动摇核心期刊目前的地位就很困难。因为期刊社编辑们从中收益十分丰厚；他们指望靠版面费来改善生活。”
拉拢核心期刊的常用和最新手段。方法一：高校作为期刊的赞助单位；比如一次赞助六万元；期刊就要为这所学校留出六篇文章的版面来；方法二：比较小的学校；某学院的院长们；他们有权力支配资金；为了申报学位点就帮着自己院系的老师发表文章。于是；打着科研出版经费的名目拨一些资金在某期刊上开个专栏；自己的老师一人发一篇；这个钱要比版面费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杂志社当然很乐意；而且这个办法非常隐蔽；方法三：学校出资金给杂志社让他们花钱邀请一些知名学者一起发两三篇文章；一起吹捧某校某系主任或者副主任；比如开个专栏叫“某某某文学评论专栏”；大家对于该主任的学术观点进行建设性、理论性地鼓吹；这样既推出了一个文学评论新人；又让学校名声大噪。为了发文章；小到教师个人；大到院系学校都绞尽脑汁；办法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
那些已经被收录在各种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期刊们；立即以最为醒目的标记在期刊的封面上印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几个字；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核心期刊在国内学界占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才有那么多期刊不择手段使自己晋升为“核心期刊”之列。
在评定期刊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指标是必须要参考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等7个评价指标。这些指标都是国际通行的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按理来说应该是很客观和公正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蔡老师说他们发现这些指标也很不可靠。就拿文摘量来说；国内的权威文摘刊物已经很少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等。于是；那些还未被评为核心期刊的期刊就跃跃欲试；使尽浑身解数期望提高自己的转载率。
如何使杂志成为核心期刊；主要有两种方法：名人效应、人情关系。
档次比较低的期刊；为了提高自己的档次；早日跻身‘核心’之列；他们就争取在每期的第一篇文章上下工夫；不惜花重金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写稿；因为这些名人写的文章一方面质量确实还可以；另外他们的文章被引用的概率也比较大。我也约过上海某高校的几个专家给一些不知名的学报写稿；这些学报为了能够成为北大版核心期刊目录中的一员是不惜血本的。
而靠人情关系来提高转载率在国内期刊界更是普遍的规则。吉林某大学的一本非核心期刊为了成为核心期刊；多年来主编一直在努力与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的编辑们搞好关系。曾任该期刊的一位编辑告诉本刊记者“这么多年来；我们主编经常到北京、上海等地请这些编辑们吃饭；请他们到长白山旅游。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各期刊社又都分散在全国不同地方；为了提高转载率；编辑部一般都会邀请那些掌握转载资源的编辑们到当地去旅游。去年我就跟我们主编专程到上海来请《高校学报文摘》的主编和编辑们吃饭并邀请他们去吉林玩；费用我们全包了。”
此外；还有一些期刊为了提升自己的档次；不断地策划专题。他们瞄准国内各高校的一级学术研究所和某些领域权威人士；请这些学者就一些前沿问题写成专栏。因为对某个问题探讨集中且全面；这样就能增加被转载和引用的几率；这样做也会使得其在核心期刊的收录过程中把握更大。
期刊因为被冠以“核心期刊”之名可以正大光明地收取版面费来为编辑们谋福利、赚外快；教师和学者们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和方式联系“核心期刊”们为自己发文章；以此来提高自己在学术界的名誉和地位；学生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就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毕业；甚至还可以搞“副业”；高校则在每年数以万计的核心期刊论文中你争我夺地排名论序。如此看来；在核心期刊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能够得到好处；难怪“核心期刊”会呈现出如此“繁荣和昌盛”的局面。
12。14 关于假日腐败问题
当领导要做到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
“假日腐败”已经成为现在腐败的一个特点。“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节日对干部是否廉洁是一大考验。相对而言，“假日腐败”有着比平时难以抵制的诱惑力。
机关里的收入主要分为三种：白色收入——工资表上的收入，受法律保护；灰色收入——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额外获取的不太显眼的收入，这在权力部门和有权人那里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属于普遍现象；黑色收入——也是与工作和职务有关的收入，只不过数量大，不是谁想黑就黑得上的。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性质是很难区分的。如果硬要区分，只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没穿帮的是灰色收入，穿了帮的便上是黑色收入。
以费用不好解决为名，拿着发票到下面去报销，是一些贪官的一贯手法。
以借的名义取得大量物品，出了问题就说全是借的，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但仔细考察这些借者的背景，皆有权力部门的影子，实际上也是权钱交易。
从过年关看领导干部的权力观
1月24日法制日报在《“节日腐败”为何难禁绝》一文导读中说：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仅仅几年的春节、中秋两个节日，就收受礼金近百万元。法庭上，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但却认为，年节礼金是人情往来，不能算是受贿。
这个狂收节礼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就是河南省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原海南省临高县委书记吴光华在法庭上，也曾自以为是、理直气壮的辩称：“过年过节收红包，收点钱，在海南临高和儋州一带是风俗习惯”。
“人情往来”、“风俗习惯”等等理由成为贪官们大肆收敛钱财的借口，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讽刺。我们怎能忘记，移风易俗，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可是从推翻封建制度就开始的，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各级领导干部不忘“两个务必”，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才有了今天经济大发展的局面。
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不知不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扭曲了权力观；使理想信念滑坡，私欲急速膨胀。逢年过节本是民间很好的传统，在一些领导干部腐朽思想的倡导下，乐而忘“廉”、心安“礼”得，使封建社会的文化沉渣迅速泛起，不以为耻，反而为荣。
在相当一部分贪官的眼里，过年过节下属们送钱，往往被视作“合法的灰色收入”。更有贪官认为节日里想不收“都没办法”。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也有个绰号———“唐百万”。他间接听到后，颇不以为然。1995年夏天，记者在濉溪县采访时，唐怀民谈起了这个绰号。“我也知道有群众在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他举了个例子：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十万二十万也没什么奇怪的。如照此推理，我们的领导干部到退休时何止个个百万富翁，千万亿万也很正常。想想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岗位上逝世后留下了多少个人财产你们就不脸红心跳吗？
权力观的正确与否是能否正确对待年关的关键。“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亲民政策和平民政治路线反复表现在他们“亲民、爱民、利民”的躬身实践中，这些年，每年的除夕之夜，人们早已熟悉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深入一线问寒问暖的身影，这些活动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新鲜话语体系和亲民、爱民、利民的平民政治氛围。 他们没有被“人情往来”、“风俗习惯”等所谓的礼节所困扰，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与民同乐、“人亲喝口水也甜”。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正确权力观的本质是权为民所用。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谁授权，就要为谁服务�